誰愿意聽“敵人”的話

　　這是一個近乎于“白癡”的問題。可是，長期以來，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中辛苦的工作著、奮斗著，甚至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過去，我們一直是把罪犯當作“敵人”來對待的。也許，這在階級斗爭的年代這并不為錯。因為，那時大量的敵人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新中國。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的敵人，也把他自己當成我們的敵人，自干接受我們的打擊和改造。這倒不是我們樹敵，而是正正真真的是敵人。盡管，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并沒有把他們當車敵人看待。

　　問題在于，現在我們已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依法治的理念，罪犯是公民，是限制了權利、或者剝奪了權利，同時，又需要特別保護權利的公民。否則，我們很難想象，為什么國務院要特別發(fā)布一個有關罪犯狀況的白皮書了。有人會說，白皮書是出于國際人權斗爭的需要。其實，我也不否認這一點，但遠遠不僅僅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表明了對罪犯人權的一種客觀描述；一種對社會輿論、世俗的一種引導；一種對罪犯人權的態(tài)度。

　　我不知道，誰會把敵人當朋友，誰會聽自己的敵人的話。我的常識告訴我：對敵人要狠，對敵人要保持足夠的戒備，對敵人要冷酷；對敵人的話尤其是甜言蜜語要格外警惕，防止受騙上當，防止被拉下水。

　　罪犯中確有“花崗巖”的腦袋。但畢竟是少數、極少數。盡管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但我們亦不能造成安全防范資源的過度浪費，更不可處處皆敵人。

　　然而，我們卻經常，其實就是時時刻刻，要我們的敵人聽我們的話。固然，這是在強制的條件下，在罪犯失去自由的前提下。但是，罪犯的思想是遠遠不能限制的，也無法限制的。這就使我們的工作，教育改造工作失去了基礎。這就是古語說的：對牛彈琴了。

　　這就告訴我們，和敵人，我們沒有共同語言。同理，敵人和我們也缺乏溝通的平臺。既如此，我們的教育轉化工作就是理想化的空中樓閣了。

　　其實，話又說回來，我們并沒有把罪犯當成敵人，而是，戒之以規(guī)，疏之以理，導之以行。我們苦口婆心、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才使得他們重返社會，獲得新生。

　　法治社會，我們倡導罪犯的公民地位。這已不是一個理念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法律問題。2003年6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居民身份證法》就明確規(guī)定：罪犯可以申領居民身份證。這就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信號：罪犯是地地道道的公民，并且國家在制定法律時，特別強調了罪犯作為公民的法律地位。就是以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為目的的《刑法》，也同樣將保護罪犯的權利放到了應有的位置，并且設置了具體、明確的條文。

　　我國已經進入現代社會�，F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公正、權利、民主、寬容等現代精神的張揚與傳播、普及與實現。

　　“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這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我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應當是，我們黨在集中精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要人為的樹敵，更不要刻意去深挖什么“敵人”，故意去制造什么“敵人”；恰恰相反，我們要擺脫過去的“泛政治化”的影響和陰影，并進而走上“法治”的軌道，、；我們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努力化解矛盾，減少對立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的環(huán)境和條件。

　　改造罪犯，其最終目的是減少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建設現代化。我們要圍繞國家發(fā)展建設的大局，按照建設法治國家的要求，去謀劃改造罪犯的戰(zhàn)略、手段、技術，其中首要的是要有正確的認識。不要動輒說罪犯是“敵人”，還是“人民”，因為“敵人”、“人民”都是政治的概念，是我們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泛政治化”的年代里特有的語言。在現代社會，我們要深化的是“公民”的概念。我們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平等的對待罪犯（高文語），尊重罪犯的人格尊嚴，保障罪犯的一切權利。

　　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談得上改造罪犯、教育罪犯，去潛移默化罪犯，去凈化罪犯的靈魂，最終實現刑罰的目的，實現社會主義監(jiān)獄挽救人、改造人的宗旨。

　　可見，我們始終要記住的是：我們不會聽敵人的話，敵人也不會我們的話，這是因為，敵人不會聽自己敵人的話。這就是心理學上溝通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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