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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通史:以通史的眼光撰寫和閱讀近代史
由張海鵬研究員主編，多位近代史研究的一線學人參與的《中國近代通史》新近問世，《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希望以筆談形式有所評議。鴻篇巨制，不敢妄加褒貶，僅就該書以“通史”標名斷代，略論如何以通史的眼光來研治、撰寫和閱讀近代史，或許有助于理解編撰者的苦心孤詣，方便讀者的解讀與裁量。
史學為綜合的學問，因此，通歷來是學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學，有識之士的最終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無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蛞詾榻鷼W洲學問著重分析，固然，但就史學而論，仍以整體為高明。布羅代爾時代的年鑒學派，整體史的格局凸顯。而后布羅代爾時代五花八門的新史學，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整體史被肢解的遁詞。
盡管通史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達到通的境界，談何容易。其主要困難，即在博通與專精之間的平衡協(xié)調(diào)。以后來學問的標準，晚清只有教科書層面的通，那真是用外國框架條理本國材料，甚至是直接翻譯外國人編寫的教科書。進入民國，在疑古辨?zhèn)魏褪妨峡紦?jù)風行之后，通史之學的呼聲日漸高漲，以顯示對于學問日益支離破碎的不滿，并導致一些學人有志于撰寫通史，突出者如呂思勉、張蔭麟、錢穆等。另外，所謂史觀派學人也急于用通史來表達其主張并進而影響社會。
教科書與通史，在時空兩面似已具備通的形式�？墒悄芊裾嬲跁炌�，提綱挈領(lǐng)，條貫各個時段層面的史事沒有窒礙，而不以主觀裁剪史實，強史料以就我，爭議不小。翦伯贊的《中國史綱》出版之初各方面均有所不滿，便是顯例。
近代史本為斷代，可是若無通的把握，難以貫通而無晦澀。中國近代史的通，又有難于古代史之處，即不僅須貫通古今，溝通中外的方面愈加重要。周予同認為：“中國史學體裁上所謂‘通史’，在現(xiàn)在含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中國固有的‘通史’，即與‘斷代史’相對的‘通貫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記》；……另一種是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后而輸入的‘通史’，即與‘專史’相對的‘通貫政治、經(jīng)濟、學術(shù)、宗教等等’的‘通史’，將中國史分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節(jié)的體裁寫作�！逼鋵�，中國固有的通史，須“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本不分科，包羅萬有，也涵蓋了后一種的通。通要兼顧縱橫兩面，即錢穆所說“融貫空間諸相，通透時間諸相而綜合一視之”，對于學人的見識功力，無疑是極大的考驗。
周予同所說，主要還是著眼于形式的通。近代中國經(jīng)歷所謂千古未有的大變局，社會歷史文化一脈相承之下，觀念制度，精神行為全然改觀。其變化由古而今，自外而內(nèi)，知識與制度兩面均須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而晚近史料繁多，連主張搜集史料竭澤而漁的陳垣也不得不承認：“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來一切檔案、碑傳、文集、筆記、報章、雜志，皆為史料。如此搜集，頗不容易�！庇谑翘岢隹s短戰(zhàn)線：“宜分類研究，收縮范圍，按外交、政治、教育、學術(shù)、文學、美術(shù)、宗教思想、社會經(jīng)濟、商工業(yè)等，逐類研究，較有把握。且既認定門類，搜集材料亦較易。”
分門別類適宜專題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難題，而且分科治學之下，學人的眼界日趨狹隘，沒有成竹在胸，難免盲人摸象，無法庖丁解牛。近代史雖然已是斷代，還是不得不進一步細分化，時間上分段，空間上分類，形同斷代中的斷代，專史中的專門�？v橫兩面，逐漸相互隔膜，所謂占領(lǐng)制高點的專家之學，漸成割據(jù)分封，而占山為王與落草為寇并無二致。此外，分科要由專題而專門而兼通，緩不濟急，難以應付社會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眾的主張，欲以分工合作的辦法，彌補個人能力有限的不足，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
無論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存在怎樣的誤讀錯解，撰寫歷史還是被視為創(chuàng)造歷史的要津。隨著政治上的天翻地覆，重構(gòu)歷史顯得極為重要而迫切。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設立，目的即在編撰新的通史，而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更加凸顯晚近歷史的認知與歷史教育之于新政權(quán)的極端重要。早在建國之初的1949年10月，就有學人提出建設新史學的具體表現(xiàn)便是新的通史、新的斷代史和新專史的寫定，創(chuàng)作一部新的通史是目前首要的任務，并且建議在科學院設立專門的史學研究機構(gòu)負責此事。近代史研究所便是科學院最早成立的研究單位。
有此背景和初衷，主持近代史所的歷代掌門，都有揮之不去的通史情結(jié)，并且持續(xù)不斷地為之努力。用通史的底蘊與見識研治中國近代史，無疑相當高明同時也是高難。以機構(gòu)得集眾之便，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積累，終于可以匯聚聯(lián)貫，結(jié)成10卷本的碩果。竊以為近代史求通，未必在于卷帙浩繁，尤其不能如顧頡剛等人所批評的，簡單條列史實，缺乏見解，甚至彼此抄襲，千篇一律，但首先應該詳實，在大量史事得到征實并進而比較聯(lián)貫的前提下，由詳而略，才有可能貫通無礙。在此基礎上，還可以逐步濃縮，成為篇幅適當?shù)耐ㄊ罚┮话銓W生乃至社會公眾廣泛閱讀。
《中國近代通史》各卷的承擔者在各自的領(lǐng)域均學有專精，但在分科分工的狀況下，通史有時難免出現(xiàn)合而不同的尷尬。當年錢穆即批評北京大學通史課多人分授，實增聽課學生之不通。分工合作的近代史如何求通，以往多在討論上下分界和基本線索。中國近代史的框架如何形成，怎樣演變，為一值得專門研究的重要問題，影響的因素甚多。海內(nèi)外的各種論著，盡管存在觀念差別，相同相似之處卻也不少，表明有著某些共通的淵源。目前大陸通行的近代史體系成形過程中，延安時期的新編歷史和建國之初新史學會（中國史學會）編輯出版近代史資料叢刊，影響至為深遠。尤其是字數(shù)多達數(shù)千萬的資料叢刊的編輯，匯集了大量珍貴資料，為近代史研究的普遍展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時，盡管編輯方針確定對史料不加分析判斷，但依照時間順序分為12個專題，并有歸類，等于建立起一套體系框架，與資料相配合，作用更大。后來的近代史線索等討論，可以說是在所劃定的范圍內(nèi)進行爭論，其效果不過是放大與定型而已。
所謂線索，也就是條理的脈絡，用以統(tǒng)領(lǐng)史事，能夠綱舉目張，通貫無間，而非主觀設限，任意裁剪史料史實。而中國近代史資料浩如煙海，人物眾多，頭緒紛繁，加之分門別類的研究格局，意見分歧，見仁見智。據(jù)說費正清曾經(jīng)感嘆研治中國近代史不能歸納，否則容易成為批評的對象。如此，編撰近代通史，不僅要有見識，而且需要勇氣。關(guān)于近代史線索的討論與相應變化，往往由于條貫起來不能合理恰當?shù)剡B綴解釋事實，產(chǎn)生意見分歧，不能不有所調(diào)整彌補。所以，重要的是能否把握揭示史事之間普遍存在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而不用后來外在的框架強分條理系統(tǒng)。這也是通史成功與否的關(guān)鍵。編撰者吸收融合各方意見，并有獨自思考，可供來者檢驗。
按照近代學問大家章太炎和近代史所前輩學人金毓黻等人的看法，中國歷史以正史為主，正史即政治史，而政治史以探求歷代制度文物的因革損益為要，以此為主軸中心，通貫包括治亂大事在內(nèi)的史事，凡與制度文物相關(guān)聯(lián)者從而研究之，視斷代、專門、國別皆為通史之一體。這與后來政治史以事件活動為主，不盡相同。近代中國的制度文物承上啟下，變化極大，影響極深，可以為天然脈絡，上溯淵源，下探究竟，條貫檢驗興衰治亂的大事要人，不僅僅局限于專門與斷代的范疇。以此為準，近代史的通不僅在于貫穿內(nèi)部的時空，還須上出嘉道，聯(lián)貫古今中外。而以包括各種專史的外來通史標準，各卷的理解把握也略有參差。這兩方面，或許還有進一步擴展充實的空間。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朱維錚編：《周予同經(jīng)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5頁。
錢穆：《中國今日所需之新史學與新史學家》，《思想與時代》第18期，第1943年1月。
約1929年12月3日致臺靜農(nóng)，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0頁。
趙儷生：《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新建設》第1卷第6期，引自張劍平：《新中國史學五十年》，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35頁。
參見《靜晤室日記》，遼沈書社，第47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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