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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的光芒
孔子:善待盲人和狗
孔子去世以后,學生們不但經(jīng)常談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還常常清晰地回憶起他的日常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儀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處處做到有禮有節(jié),言行適度,舉動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養(yǎng)成了一些好習慣。例如,和鄉(xiāng)下人一塊飲酒時,喝完酒以后總是讓年長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來。吃著飯的時候,不和別人交談;臨睡之前,不高談闊論。
孔子既注重禮貌,又很強調要有真情實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來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辦喪事的時候,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親屬的人旁邊吃飯,他不曾吃飽過。他看見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對方年輕,也一定站起來;路上碰到的也趕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樂師來見孔子,孔子趕緊迎上去。樂師走到臺階邊的時候,孔子就告訴他:“這是臺階”。當走到席子邊的時候,孔子就告訴他:“這是席子”。等樂師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紹屋子里的人,說:“某某坐在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樂師以后,學生子張便問道:“這樣不是太麻煩嗎?”孔子回答說:“接待盲人就應該這樣”。有一次馬棚失火,孔子趕緊問:“傷著人了嗎?”并不問傷沒傷馬。孔子的一個學生因事被捕,進了監(jiān)獄。孔子并沒有嫌棄他,認為“他雖然進了監(jiān)獄,但并不是他的罪過”,還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
孔子也很愛惜動物。據(jù)說孔子養(yǎng)的一條狗死了,便叫子貢給埋起來。他對子貢說:“我聽說,破帳子別扔,好埋馬;破車蓋兒別扔,好埋狗。我連車蓋兒也沒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蓋上吧,別叫他腦袋露著啊!”
孔子很喜歡結交朋友。對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風不同的人也不肯輕易絕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魯國人,孔子早年的朋友,為人狂放,不拘禮節(jié),思想作風和孔子很不同?墒强鬃雍退嗵幍煤芎茫钡嚼夏耆员3种芮薪煌?鬃咏o人的印象是謙和的,可是他對于認為應該做的事,便堅決地去做,百折不撓。他說:“看見道義上該做的事而不去做,這就是沒有勇氣”。他還提出“當仁不讓于師”。
蔡元培:稱新生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那時的交通工具很簡單,走馬上任還需要坐馬車,當蔡先生從馬車上下來以后,看見學校門口,有許多人在夾道迎接。原來,這是學校的規(guī)矩,工友們必須遵循禮儀表示歡迎,隨行人員對蔡先生說了聲:“您請!辈淘嘞壬贿呁白,一邊脫帽向兩邊歡迎他的工友們致意,并和顏悅色地對工友們點頭致謝,不住地說道:“謝謝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們見此情景,非常感動,紛紛贊嘆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這件事情要是發(fā)生在今天,當然沒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揚的。但在剛剛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國初期,蔡元培先生拋棄了舊官場上的那一套官禮陋習,對普通老百姓謙恭禮讓,這種禮待庶人的行為,不能不令人佩服。
當時,有一位叫馬兆北的學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學。報到那天,天空晴朗,氣候宜人,馬兆北踏著輕快的腳步,邁入了北京大學的校門。誰知一進大門,就看見一張公告:凡新生來校報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現(xiàn)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簽名蓋章的保證書,才能予以注冊。
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歡欣的心情一下子煙消云散,一種被愚弄的感覺霎時涌上了心頭。他懷著忿忿不平的心情,給蔡元培校長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不遠千里而來,原是為了呼吸民主空氣,養(yǎng)成獨立自尊的精神。不料還未入學,就強迫我到臭不可聞的官僚面前去磕頭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堅決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證書,我就堅決退學!毖哉Z中不免流露出對蔡元培先生為首的校方的不滿。信發(fā)出去以后,馬兆北并沒有抱著多大的希望,本來嘛,人家是舉國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長,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新入學的學生,能會有什么好的結果呢?不過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憤恨情緒而已。于是,馬兆北開始收拾行裝,準備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誰曾想,過了幾天,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來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誰寫給自己的信,打開一看,見開頭寫著“元材先生”(即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邊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長的親筆:“弟元材謹啟”,馬兆北激動得差點沒喘過氣來,穩(wěn)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急忙觀看全文,只見信中寫道:“查德國各大學,本無保證書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變制度,必須由教授會議討論通過。在未決定前,如先生認為我個人可以作保的話,就請到校長辦公室找徐寶璜秘書長代為簽字蓋章!
信中表現(xiàn)出蔡元培先生雖然身為一校之長,但他辦事絕不擅做主張,獨斷專行,而是認真遵守學校的規(guī)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會議所做出的決定,盡管他本人也對交保證書的做法并不贊同。字里行間還表達了蔡元培先生對自己學生發(fā)自內心的誠懇之情。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靜:蔡元培校長在百忙之中,竟然對我這樣一個不知深淺的無名小卒以禮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銘心,難以忘懷。后來,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件事使我一輩子受到了深刻的影響!。
陶行知:甘為駱駝
一個孩子的母親,因孩子把她剛買回家的一塊金表當成新鮮玩具給擺弄壞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頓,并把這件事告訴了孩子的老師。不料,這位老師卻幽默地說:“恐怕一個中國的‘愛迪生’被你槍斃了。”這個母親不解其意,老師給她分析說:“孩子的這種行為是創(chuàng)造力的一種表現(xiàn),你不該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雙手,讓他從小就有動手的機會!
“那我現(xiàn)在該怎么辦?”這位母親聽了老師的話,對自己的行為后悔不迭。
“補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師接著說:“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鐘表鋪,讓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這樣,鐘表鋪就成了課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學生,修表費就成了學費,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滿足。說不定,他還可以學會修理呢!”
這個故事中的那位老師就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進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創(chuàng)辦南京曉莊學校的初期,曾作過一條規(guī)定,即全校師生員工一律不準喝酒,違者要進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曉莊的農(nóng)友請?zhí)招iL吃飯,農(nóng)友們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釋說不能喝,農(nóng)友們卻堅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們農(nóng)民,瞧不起我們就不算我們的朋友!
陶行知沒辦法,只好把酒喝掉了。農(nóng)民們非常高興,把陶校長引為自己的朋友。他們哪里知道吹莞???僑酥緩霉?車廝徒?チ恕?
在曉莊師范學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糞、種田、種菜、養(yǎng)魚,他請?zhí)萍彝菀晃怀錾那f稼人唐老頭教大家耕種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頭的學生。他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行行都有我們的老師。那時候,大家都是自己掃地、抹桌、燒飯……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聽差、伙夫,陶行知也親自參與其事。
梅貽琦:不茍取分文
1931年冬,梅貽琦42歲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自此連任清華大學校長達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當時的法定校長住宅,按舊例,連衛(wèi)生紙都是公家供給,由公務人員按時送到。他卻主動放棄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權”,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資;自己付電話費;不要學校每月免費供應的兩噸煤;從不讓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轎車來辦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進城時才可以順便搭他的小轎車。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簡單,從不講究吃飯,處處精打細算。梅貽琦用一些廢紙頭起草的一些報告提綱、公函等,現(xiàn)在仍保存在清華大學的檔案館里,見證著他廉潔、持身以儉的工作作風。
在那個災難深重的年代,國統(tǒng)區(qū)的經(jīng)濟日益凋敝,民眾生活極其貧困。作為教師階層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們中的許多人放棄了出國生活的舒適而甘于清貧,從教不輟,這是中國優(yōu)秀知識分子崇高精神氣節(jié)的體現(xiàn)。梅貽琦和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許多教師一樣,抱定了“科教救國”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貽寶后來回憶說:“抗日戰(zhàn)爭期間,身為大學校長和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梅貽琦,經(jīng)常吃白飯拌辣椒,有時吃上一頓菠菜豆腐湯,全家人就很滿意了!痹谖髂下(lián)合大學還流傳著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話。西南聯(lián)大教授們的月薪在1938-1939年間還能維持一家人三個星期的生活,后來物價飆升就不能撐到下半個月了。于是,教授夫人們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繡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視力不好,就與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為“定勝糕”,隱含“一定勝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著籃子步行45分鐘到“冠生園”寄賣,礙于梅貽琦校長的面子,賣糕時梅夫人遮遮掩掩,但還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流傳得很遠。
梅貽琦一生兩袖清風沒有積蓄,病后住院費和死后的殯葬費都是校友們捐助的。據(jù)韓詠華回憶:在病床旁邊有一只他從不離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開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歷年帳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人無不為之動容。他雖幾次出任當時教育部高層領導職務,又長期獨司數(shù)十萬美元的清華基金,卻能一生緊守原則,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沒有留下任何遺產(chǎn)。正像林公俠所說:“他在母校十幾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茍取分文,在污染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為。只這一點,已是可以為萬世師表!
陳鶴琴:來世還想做教師
我國著名的幼兒教育家陳鶴琴,早年畢業(yè)于清華學堂,1914年,陳鶴琴考取了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學醫(yī),是當時許多留學生的志愿。因為一則利國利民,二則學成后就業(yè)容易。陳鶴琴最初也是這個志愿。但是在橫渡太平洋的郵輪上,陳鶴琴的思想上卻展開了斗爭:“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為個人的生活嗎?決不!是為一家人生活嗎?也決不!我的志向是‘為人類服務,為國家盡瘁’……醫(yī)生是醫(yī)病的,我是醫(yī)人的。我喜歡兒童,兒童也喜歡我。我還是學教育,回去教他們的好!睗M懷救國熱望的陳鶴琴,經(jīng)過反復思考,終于打定主意,放棄學醫(yī),獻身于苦難祖國的教育事業(yè)。
陳鶴琴對學生關懷備至,勝過自己的兒女。有一個同學父親去世,家庭經(jīng)濟困難,眼看就要失學。陳鶴琴設法把她母親接來,安排在圖書館工作,使這個學生能夠讀下去。還有一個學生的祖父強迫她嫁給姐夫當填房,并以斷絕經(jīng)濟支持相要挾。陳鶴琴給那個學生的家鄉(xiāng)的地方長官寫了封信,請他秉公處理,保護學生的正當權益。那位地方長官很敬佩陳鶴琴,責令那個學生的祖父按時供應她必需的錢糧,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來,那位地方長官放棄官職俸祿,慕名而來,到陳鶴琴的幼師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開全國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師范教育會議,陳鶴琴作為特邀代表參加會議。在會議閉幕宴會上,他被代表們推舉出來講幾句話。他說:“我今年60歲。假如有人問我:‘你來生愿意干什么?’我說:‘我還愿意做教師’。要問:‘為什么?’我說:‘因為我太喜歡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個過河
我國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學校長李敷仁,很強調“為人師表”、“以身作則”。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帶領延安大學師生住在黃河岸邊的木頭峪。這時,蔣胡(指胡宗南)的軍隊從三面開來,上級命令沿大河向東轉移。但當時木頭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員、物資和牲口聚集很多,敵軍迫近,師生情緒緊張,爭著搶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張,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組織其他師生住宿等待。有人關切地讓他先上船,他說:“我要最后過河,我要看著把每個學生送過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帶領其余師生,沿河北上,到譚家坪才乘船過了黃河。
楊昌濟:倫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楊昌濟字華生,后改名懷中。湖南長沙板倉人,是近代知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變法的積極參與者,湖南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晚年任北京大學“倫理學”和“倫理學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養(yǎng),刻苦學習的精神和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培養(yǎng)和影響了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群有為的青年。
1909年,楊昌濟在英國學習。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國人民的生活風貌,并從中肯定那些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東西。大至言論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說謊、不隨地吐痰、不隨便借錢和用別人的錢,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觀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贊賞“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習慣,如寄信時,向別人借了郵票一定要給錢;幾個人同坐公共汽車,進餐館,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錢湊足交他。楊昌濟說,中國人就是不一樣,認為這么一點錢不值得還,如果還了,就是輕視出錢者;有時候即使真還錢,受錢者也往往佯推故遜,或偽為發(fā)怒,實際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認為這樣做很不好,容易導致偽善。后來楊昌濟回國后曾認真實行這種“銀錢上權限分明主義”。他在長沙經(jīng)常要過江授課,有時同舟學生代他交了船錢,他事后一定把船錢還給學生。
楊昌濟是一個治學嚴謹,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堅信他的倫理學,努力向學生灌輸一種公正、道德、正義、有益于社會和人類的準則。1912年他從倫敦留學回國,正巧,當時湖南都督譚延闿正在羅致人才。聽說楊昌濟素有聲望,就想請他擔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長,他婉言謝絕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場的卑鄙骯臟,卻選擇了被人冷落的師范學校教員的職務,而且自題了這樣一副對聯(lián)以明志:“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
張伯苓:與學生一起戒煙
我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1919年之后相繼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他十分注意對學生進行文明禮貌教育,并且身體力行,為人師表。一次,他發(fā)現(xiàn)有個學生手指被煙熏黃了,便嚴肅地勸告那個學生:“煙對身體有害,要戒掉它!睕]想到那個學生有點不服氣,俏皮地說:“那您吸煙就對身體沒有害處嗎?”張伯苓對于學生的責難,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喚工友將自己所有的呂宋煙全部取來,當眾銷毀,還折斷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愛的煙袋桿,誠懇地說:“從此以后,我與諸同學共同戒煙!惫唬蚰且院,他再也不吸煙了。
南開雖為私立學校,但并不是生財賺錢的工具。南開的經(jīng)費完全公開,每年的賬目都放在圖書館里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是查當月賬目,他可以五分鐘之內告訴你,這確實不是大話。他以身作則節(jié)約學校的每一個銅板。他每月取于學習的報酬,只是中心校長的一份薪水。大學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當于當時大學畢業(yè)生工資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辦事,為替學校省錢,總是住在前門外施家胡同一個普通客店,每天房費一元。張伯苓常常在外為學校募款,幾千、幾萬、幾十萬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學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詩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當校長時,他在學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飯廳的走廊上,懸掛兩塊很大的黑板。這兩塊黑板不貼布告,不寫格言,也不報告學校里面的消息,它是專供徐老寫詩的。徐老發(fā)現(xiàn)學生有優(yōu)點時,必定寫詩加以表揚;發(fā)現(xiàn)學生有缺點時,必定寫詩加以批評。所以寫詩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個叫單秀霞的學生,因寢室熄了燈,便約了同學偷偷地跑到廁所為她愛人打毛線衣。廁所里的電燈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門外細聲叫喊:“睡呀,睡呀!”單等即時就寢,并以為明天徐老一定會罵他們,但次日她們并沒有挨罵,只看見黑板上寫了一首詩:“昨天已經(jīng)三更天,廁所偷光把衣編。愛人要緊我同意,不愛自己我著急。東邊奔跑到西邊,不僅打衣還聊天。莫說交談聲細細,夜深亦復擾人眠。”
斯霞:學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諸暨一個貧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紹興、蕭山、杭州等地的小學任教,1932年進入南師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沒離開過小學教育這塊土地。在70年的執(zhí)教歲月里,斯霞老師不僅桃李滿天下,而且為教育思想寶庫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愛”論。用她的解釋就是:作為一名教師,不僅要掌握知識,更要有童心,有母愛。要與孩子打成一片,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來看待。這一理論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堅持不懈地實踐著。學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師因為腎衰竭住進了醫(yī)院,從那時起一直到她去世這段日子里,斯霞老師是在病床上與病魔作最后的斗爭。期間,大部分時間里斯霞老師一直處于神志不清的狀態(tài)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當有學生來探望時,斯霞總能睜開雙眼,準確地叫上學生的姓名,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十分感動。斯霞老師為什么能記起每個學生呢?據(jù)知情人介紹,斯霞老師在任教期間對她的每一個學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進行家訪,這些細致入微的工作給老人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記憶。
在教一年級時,孩子們還沒來報到之前,斯老師會拿著學生的名單,一家一家去家訪,了解孩子的個性特點,有什么喜好,所以當斯老師在開學時見到孩子們時,她對他們已經(jīng)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師的孫女今年30歲,小時候只上過一個月的南師附小,問及原因,她有點羞澀:“奶奶在南師附小工作,媽媽怕我在那兒上學影響不好,就讓我轉學了……”
斯霞老師70多歲時和孩子們玩老鷹捉小雞、幫孩子們甩長繩。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齡的斯霞都堅持每天到學?纯矗磕甑摹傲弧眱和(jié),她要走遍學校的30間教室,看看每個孩子;后來,隨著年齡的增大,斯老師的行動越來越不方便,她還是堅持每天“踱”到學校,再后來,斯老師由女兒扶著來學?纯。
蘇步青:祖國再窮我也要為她奮斗
1931年,蘇步青獲理學博士,在研究院里有點“名氣”,日本不少名牌大學以高職、高薪聘請他,愛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從?他想到,自己出國的目的是為了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現(xiàn)在祖國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學識和才智拯救苦難深重的祖國。他毅然回國。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拍來特急電報,再次聘請他就任該校數(shù)學教授,各種待遇從優(yōu);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電報,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蘇步青夫婦火速去日本仙臺見最后一面。蘇步青體諒夫人的心情,對她說,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國。祖國再窮,我也要為她奮斗,為她服務。松本來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業(yè),她擔心萬一戰(zhàn)局惡化,可能再也無法回到蘇步青的身邊,也打消了日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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