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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注體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社會大變動,民族大融合的時期,也是史學多途發(fā)展的時期!h語言文字在多種文化的沖擊下發(fā)生了轉(zhuǎn)變,詞形、語音、詞匯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同一個詞,由于聲調(diào)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1](P213),這就對 人們讀前朝史書增添了困難。史注家繼承前輩注史的傳統(tǒng),吸收儒經(jīng)注疏及佛經(jīng)合本子 注的經(jīng)驗,傳述事實,證發(fā)文意,對前代及晚近史書進行注解和闡發(fā),除注音、釋義、 評論及發(fā)凡起例外,還講述其得失,補注其缺漏,積累了豐富的史注方法。這一時期的 史注數(shù)目很大,達30余種,1000卷;種類繁多,有注體、解體、訓體、考辨體、音義體 、集解體、自注體等體式;內(nèi)容豐富,涉及紀傳體史書、歷史地理、筆記雜志等類史書 ;名家輩出,注家中馳名后世與原書作者齊名的很多,甚至超過原書作者的也不乏其人 。[2](P174)史注的發(fā)達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史學多途發(fā)展的生動面貌,值得我們認真探 討。注體史注
注體是最為常用,并且成果眾多的一種體式!白ⅰ钡谋疽馐怯盟源宿诒耍垂嘧ⅰ、灌輸?shù)囊馑迹曛,是以今語釋古語,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書文義艱深,必須 解釋而后明,猶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為了用淺近的語言或豐富的材料解決史書 中的疑難,為時人和后人閱讀史書提供便利,注體應運而生。注體始于西漢,成熟于東 漢,主要集中于經(jīng)注。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注家借鑒經(jīng)學家注經(jīng)的方法注解史書, 使這一體式的史書注釋成果遠遠超過同期的經(jīng)注。這一時期對紀傳體史書所作的注數(shù)量 眾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時裴松之《三國志》注,南朝梁時劉昭《后漢書》注及 《續(xù)漢書》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為《三國志》作注,他“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其壽所不載, 事宜存錄者,則罔不采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 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 之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盵3]裴注以補闕、備異、懲枉、論辨為主,擴大了史注的 內(nèi)容和范圍,開創(chuàng)了史注的新體式,對后來的史注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宋文帝覽后稱贊 說:“此為不朽矣!盵4]劉昭搜集各種《后漢書》及相關材料補注范曄《后漢書》及 司馬彪《續(xù)漢書》,“昭又集《后漢》同異,以注范史,世稱博悉!盵5]清人錢大昕 說:“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xù)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于卷首特標注補 ,明非蔚宗元文也!盵6]唐代李賢《后漢書》注出后,劉昭注逐漸散佚,只有《續(xù)漢 書》八志三十卷注尚存。從現(xiàn)存八志的注看,劉昭繼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側(cè)重對事實 的注釋,他不僅對原書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補注,而且對本注加以注釋,在保存史料、闡 明史義方面有一定的貢獻。
此外,還有南朝齊時陸澄《漢書》注,《隋書·經(jīng)籍志》云:“《漢書》注一卷,齊 紫金光祿大夫陸澄撰”;南朝梁時劉孝標《漢書》注,《隋書·經(jīng)籍志》云:“《漢書 》注一百四十卷,梁劉孝標撰”;南朝梁元帝《漢書》注,《南史·元帝紀》:元帝“ 注《漢書》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時吳均《后漢書》注,《南史·文學傳》:“均注范 曄《后漢書》九十卷”。
注體史注在編年體、國別體、歷史地理及筆記雜志等類體裁史書中也大顯身手,著名 的有三國吳韋昭《國語》注、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等。韋昭 《國語》注是現(xiàn)存較早的史書注本,《國語解敘》云:“參之以五經(jīng),檢之以內(nèi)傳,以 《世本》考其源,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fā)正,三百七事!表f昭 不僅注釋文字,還疏通大義,深得漢人注書義法,宋代宋癢《國語補音敘錄》說:“其 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名學!北蔽汉笃卺B道元以前人的著作《水經(jīng)》為藍本,廣羅地 理著作及地圖,并且進行實地調(diào)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資料,撰成《水經(jīng)注》40卷,將《 水經(jīng)》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經(jīng)過,以及歷史事跡、風土人情、山川形勝都做了生動而 翔實的記述,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清初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稱贊《水 經(jīng)注》:“片言只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眲⑿藶椤妒勒f新語》作注 ,補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書達400多種,宋人高似孫《緯略》中說:“梁劉孝標注此 書,引援評確,有不言之妙……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為注書之法!背陨先龝狻,這一時期的注體史注還有:三國吳虞翻、唐固等的《國語》注,《三國志·虞翻傳》 云:虞翻“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于世”,《三國志·唐固傳 》:唐固“著《國語》、《公羊》、《谷梁》注”;西晉陳壽《季漢輔臣》注、摯虞《 三輔決錄》注,見《史通·補注》;西涼劉@①“注《周易》、《韓非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并行于世”[7];劉孝標《九春春秋鈔》注,見《通志略》;南朝 梁時劉彤《晉紀》注,《南史·文學傳》:劉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 》為四十卷”;東晉郭璞《山海經(jīng)》注。
解體、訓體和考辨體史注
解體主于解說經(jīng)籍的意蘊奧旨,或逐經(jīng)籍原文作解,或通論要義!敖狻庇薪忉、分 析意,它與注體非常接近,韋昭《國語》注又稱“解”,韋昭有《國語解敘》。晉代孔 晁注《逸周書》,每篇題下有“解”字,如《度訓解》、《文酌解》、《武式解》等。
訓體主于釋詞,對各種詞語可釋者都加以訓釋,兼及解題、詮名、釋音、?钡,是 用通俗的詞語去解釋難懂的詞語和句子,它與注體、解體沒有實質(zhì)上的差別。這一時期 的訓體史注有南朝梁時韋棱《漢書續(xù)訓》3卷、南朝陳時姚察《漢書訓纂》30卷,南朝 陳時藏競《后漢書音訓》3卷。
考辨體以考論辨證前人說解中存在的疑難失誤為主要任務,或稱為“辨”、“考”、 “辨證”、“辨疑”、“疑問”、“志疑”、“刊誤”、“正論”、“匡名”、“正傳 ”等,這一時期的考辨體史注有:三國蜀譙周《古史考》,《三國志·譙周傳》:“撰 定《法訓》、《五經(jīng)論》、《古史考》之屬百余篇”,《晉書·司馬彪傳》:“初譙周 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jù)正經(jīng),周于是作《古史考》 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 二事為不當,多據(jù)汲家紀年之義,亦行于世”;晉劉寶《漢書駁義》2卷;南朝陳時姚 察《漢書定疑》2卷;顏游秦《漢書決疑》12卷;無名氏《前漢考異》1卷;項岱《漢書 敘傳》5卷;三國蜀諸葛亮《論前漢事》1卷;晉代孫盛《異同評》、晉代王濤《三國志 序評》3卷;徐眾《三國志評》、何承天《春秋前傳》10卷、《春秋前傳雜語》10卷; 晉樂資《春秋后傳》、謝沈《后漢書外傳》10卷。
音義體史注
音義體起于漢魏之際,以注《漢書》開始,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以《漢書》音義 居多。音義體以釋音為主,因此也單稱為“音”,但也兼及釋義,有些以發(fā)義為主,一 般則音義兼釋。
以標釋字音為主的史注非常盛行,出現(xiàn)了眾多注本。諸如:三國蜀諸葛亮《漢書音》1 卷、三國嵇康《春秋左氏傳音》、徐子儒《史記音》3卷、東晉徐邈《尚書音》、南朝 宋時劉顯《漢書音》2卷、南朝梁時夏侯泳《漢書音》2卷、南朝梁時鄒誕生《史記音》 3卷、
南朝梁時包愷《漢書音》12卷、北齊盧宗道《魏志音》1卷、南朝梁時韋闡《后漢 書音》2卷、北魏劉芳《后漢書音》2卷、南朝梁蕭該《后漢書音》。
以闡釋所解書籍的要義的義體也逐漸盛行起來,出現(xiàn)了許多義體注本,如南朝梁時崔 靈恩有《左氏經(jīng)傳義》,《南史·儒林傳》記載,崔靈恩有“《左氏經(jīng)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義十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兼注音義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國吳韋昭《漢書音義》、晉朝晉 灼《漢書音義》17卷、南朝梁時孟康《漢書音義》18卷、南朝宋時徐廣《漢書音義》13 卷、北魏崔浩《漢書音義》2卷、《漢紀音義》2卷、韋機《后漢書音義》27卷,還有曹 魏時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的《漢書》注義注音等。
集解體史注
集解是總匯各家注釋進行解說,在東晉以降廣為使用。由于注者將諸家注文加以匯聚 ,減少了人們翻尋之勞,因而很受歡迎。
集解體按其目標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為2種。一種是集眾說以作解,遍搜所解原書的所 有成就來訓解原文,又可稱為“集注”。西晉時晉灼《漢書集注》廣泛征引文獻,集眾 家之說,精下評斷,“至典午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 辨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8]與晉灼同時代的臣贊,采取類似于晉灼的注例 撰成《漢書集解音義》,“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xù)側(cè)其來,舉駁前說…… 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是其書!盵8]東晉蔡謨變化臣瓚《漢書集 解音義》將之散附于《漢書》中,“蔡謨?nèi)〕辑懸徊可⑷搿稘h書》,自此以來始有注 本!盵8]南朝陳時姚察有《漢書集解》1卷,與上述諸注屬于同一類型。這類集解中影 響最大的是南朝宋裴yīn@②《史記集解》80卷,裴yīn@②以徐廣《史記音義》為 藍本,博采諸子百家之長,兼取先輩注書經(jīng)驗,以補益《史記》,“聊以愚管,增演徐 氏,采經(jīng)傳百家并先儒之說,彌足有益,悉皆抄內(nèi),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 ,則數(shù)家并列,以徐為本,號曰《集解》”[9]裴yīn@②對《史記》的古文奇字作了 大量的注解,排除了許多文字障礙,為讀者提供了便利!妒酚浖狻放c唐代司馬貞《 史記索隱》、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
另一種是集比經(jīng)傳為之作解,如杜預《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30卷。杜預按年將《左傳 》之文相應地附于經(jīng)文之后,然后加以注釋,他在《春秋序》中說:“分經(jīng)之年與傳之 年相附,此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jīng)傳集解》!币虼耍@部著作不僅集眾家之 說以釋經(jīng)傳,而且逐年先列經(jīng)文,后列傳文,然后闡發(fā)自己的解釋,具有很多創(chuàng)意。與 《集解》相聯(lián)系,杜預又撰《春秋釋例》15卷!洞呵镄颉吩疲骸皠e集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shù),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 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倍呙芮信浜希谛?薄⑨屃x等方面都有許 多卓識。
自注體史注
自注體史注是史注中富有特色的一種體式,是作者對其所編著史書的注釋。自注又稱 子注,始于西漢,《史記》為其權輿。章學誠說:“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于班氏諸志 ,其實史馬遷諸表已有子注矣。”[10]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的發(fā)展,除了史學自身 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力外,還與當時佛教譯經(jīng)的子注盛行有關。東漢以降,佛教東漸,佛經(jīng)譯 本紛紛涌現(xiàn),為了更好地闡發(fā)經(jīng)義,注經(jīng)者以一種譯本作為母本,在經(jīng)文中引入其它譯 本作為子注,以便于研尋,這種注經(jīng)方法被稱為“合本子注體”。支愍度在《合維摩詰 經(jīng)序》中說:“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為本,以(叔)闌所出為子,分章斷 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案彼讀此,足以釋乘迂之勞!笔芳以谧髯宰r 汲取了合本子注的優(yōu)點,結合前代的經(jīng)驗將大量注文融入史書中,提高了自注在史書中 的地位和作用,使自注上升為一種史書體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的表現(xiàn)形式及其在史書中的份量較漢代又有很大的提高,已 成為一些史家著史中的自覺行為,其成功的經(jīng)驗鼓舞了后來的史家,為此后史家作自注 開啟了可資借鑒的范式。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鑒 佛經(jīng)合本子注的經(jīng)驗,豐富了自注的內(nèi)涵,擴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圍,出現(xiàn)了多種史書自 注著作。
1.西晉司馬彪《續(xù)漢書》自注。從現(xiàn)在的八志中能夠看到司馬彪的自注文字,經(jīng)過劉 昭的改造(由小字改為大字),以“本志曰”的形式附于正文之間。劉昭在《郡國志》注 中說:“本志唯郡縣名為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為細字,今進為大字”,《百官志》注中 說:“凡是舊注,通為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
2.北魏楊xuàn@③之《洛陽伽藍記》自注。該自注在流傳中已被混入正文,失去了 本來面目!端膸烊珪偰刻嵋贩Q該書“實有自注,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何時佚脫 ”。清代學者顧廣圻認為“此書元有大小字分別書之,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也” [11]。
3.晉人周處《陽羨風土記》自注和常璩《華陽士女》自注。《史通·補注》曰:“周 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于章句,委曲敘事,存于細書 。”“細書”即小字自注,二書自注今已不可考。
4.北周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自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自注和王劭《齊志》自注 !妒吠āぱa注》曰:“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 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④,列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從母)。若蕭 大圜《淮海亂離志》、羊炫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 是也!眲⒅獛字肛煷怂姆N瑣雜鄙碎異體同病,這種說法未必公允。除《洛陽伽藍記》 以外,其它三書散佚已久,我們無法窺見其自注的真實情況了,但是從劉知幾的批評中 我們可以推斷出,上述幾種自注體史注在當時有一定的代表性。
收稿日期:2002-10-0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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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懋炳.中國古代史學史略[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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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書·裴松之傳[M].
[5]南史·文學傳[M].
[6]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六)[Z].
[7]魏書·劉@①傳[M].
[8]顏師古.漢書敘例[Z].
[9]裴yīn@②.史記集解序[M].
[10]章學誠.文史通義·史篇別錄例議[M].
[11]顧廣圻.思適齋集·洛陽伽藍記·跋(卷十四)[M].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日右丙
@②原字左馬右因
@③原字左銜去钅換玄
@④原字左木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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