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愍王后期明高麗關系與明蒙戰(zhàn)局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軍攻克大都，明與高麗即分別主動遣使聘問。[1]　高麗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麗對明稱臣，[2]　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號，[3]　從此“遣使朝賀，歲以為�！�。[4]　明朝“于海東之使，禮遇尤厚……高麗乃箕子胥余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生之遺風焉。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5]　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面卻以高麗使臣以私馬充貢為由拒絕受貢，[6]　從此開始對高麗百般苛責，或因進貢路線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規(guī)制有誤，或因貢品數(shù)量不足，或因高麗國內政變后王位未得明承認等等，拒絕高麗正常朝貢，直到洪武后期李朝建立后兩國關系才漸趨正常，其與以后二百年間友好互助恰成對照。高麗為東方大國，兩國關系之重要性盡人皆知，當時明與琉球、暹羅、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獨對最重要的藩邦卻吹毛求疵？其托辭種種，均不能盡釋人懷。本文擬從明蒙戰(zhàn)爭形勢演變對明高麗關系的影響入手，辨析高麗恭愍王在位后期（恭愍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麗關系由密切到疏遠至惡化這一過程。

洪武五年明軍鎩羽漠北，從此由一味進攻轉向尺進寸取，是為明蒙戰(zhàn)爭轉折點。《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爾及于山不花來詔曰：‘頃因兵亂，播遷于北。今以廓擴帖木爾為相，幾于中興。王亦世祖之孫也，宜助力，復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殺之，群臣皆執(zhí)不可。于是訪以拘留、放還、執(zhí)送京師三策，群臣皆曰放還便。……戊寅，王夜見元使曰：‘予眼疾，見日則大劇，故以夜待之�！�蓋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還，以苧布附獻�！痹�使此來所謂中興，當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戰(zhàn)后北元之大好形勢，而這給高麗君臣以極大震動。經(jīng)反復爭論，高麗終于決定結好北元，執(zhí)藩邦禮。[7]　其事雖盡量秘密，但元使公開出入境，明朝方面豈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猶以常禮接待高麗使者，[8]　至十月態(tài)度忽變惡劣，應與此事有關。

然洪武五年明軍雖敗，尚能固守長城一線，且國力仍遠勝北元，高麗何以出此下策？觀元末情勢，高麗本為元之忠實屬國，其國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孫也”，元順帝皇后、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之母奇氏乃高麗人。[9]　高麗軍曾助脫脫圍攻高郵，[10]　與遼陽行省軍閥合擊紅軍，[11]　與降元的張士誠、方國珍頻繁互使，[12]　而與朱元璋勢力則直至洪武元年末才開始接觸。這種親元疏明背景使高麗在明兵臨大都城下時尚以加強西北邊防為務，[13]　款明后與元仍有來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14]　《高麗史》卷四一載，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進王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如元賀圣節(jié)�！本硭亩�載，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擴廓帖木爾遣使來�！焙槲涠�年初元順帝據(jù)開平，明蒙雙方尚未決戰(zhàn)，高麗尚未得到明方回音，明使亦未達王京，其賀元圣節(jié)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兒峪、應昌戰(zhàn)后，大局已定，而擴廓遣使來，高麗方面就不再那么積極，此后遂不見來往。但這并不能說明高麗國內親元勢力已銷聲匿跡，其僅懾于明之兵威而暫隱忍而已，明軍一旦遭遇大敗，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縱外交政策轉向。而高麗南有為元牧馬之野的耽羅，海上倭寇猖獗，北與納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臨強部，在明軍不利時結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雖粗視可通，但觀明、高麗間齟齬并非始于洪武六年�！陡啕愂贰肪硭娜�載，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麻失里及孫內侍來錫王彩緞紗羅四十八匹。癸酉，孫內侍自縊于佛恩寺松樹。”明使本為遣送朱元璋視為隱患的陳理、明升等而來，竟自縊于高麗，事屬極不正常。朱元璋于年底揭露：“說病死了，自吊死了。說的差呵。我問的明白了也，恁那國王著帶刀的人每窗下門外看守，行里步里關防的緊呵。那火者說道：‘我是本國的人，怎的這般關防我？’說呵，姓樸的宰相不容說，打了一頓，又與了毒藥，藥死，……尸首吊在樹下�！薄�[15]　后高麗方面辯解說：“兩內侍既聯(lián)床而共眠，何以鳩殺？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卒致禍延�！薄�[16]　然即便明使內訌，何至于自縊？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著說：“又駕船的軍人每跟的也交許多人關防�！�…一條船去呵，許多軍馬接待�！敝煸诖饲凹s八月份已有“又聽得恁國家疑惑大么道”　[17]　之語，朱國禎記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麗山川時，“繪地圖以還。……朝鮮見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密為備�！薄�[18]　高麗之“疑惑”應即此事。19　但這種憂慮絕不會導致鳩殺明使。當時，洪武五年五月明軍漠北敗報尚不可能傳到高麗，[20]　則高麗對明朝態(tài)度轉變顯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軍戰(zhàn)敗之前就發(fā)生了。那為何高麗在明兵威趨于極盛時突然放棄友好關系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遼東形勢發(fā)生重大變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明，七月明派馬云、葉旺由登萊北渡遼東。[21]　明軍四年底駐遼東半島南部，五年初開始大舉北攻，占領遼陽指日可待，遼東成為北元納哈出部、登陸明軍與故元降眾、高麗三方鼎足之勢。[22]　元時高麗人散布遼東，有安撫高麗總管府、沈州高麗總管府之設，[23]　而元末明初割據(jù)遼陽以東的高家奴就是高麗人。[24]　洪武三年底高麗攻克遼陽后宣稱：“遼沈元系本國舊界，……遼陽元是舊界�！薄�[25]　《高麗史》卷四三更說，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遼陽省平章劉益、王右丞等欲歸附大明，慮遷居民。以遼陽本我地，若我國請命，可免遷徙，遣使來告�！泵鬈姷絹頍o疑破壞了高麗與北元在遼東平分秋色之格局，對高麗本土構成潛在威脅。

高麗與明通款后，雖漸與北元朝廷斷交，但與納哈出的關系日見密切。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丑，遼陽省納哈出及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薄�[26]　此為元亡后納哈出通好高麗之始。年底與次年初、次年底納哈出又三次來使，[27]　但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見《高麗史》納哈出來使之記載，而《高麗史》卷四三載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于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于山不花排名在納哈出前，應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諸人分據(jù)開元、金山、老鴉山寨等處，[28]　至此合兵攻高麗，似乎是洪武四年雙方關系破裂，乃有東北軍閥聯(lián)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軍在遼東半島南部駐扎，即將北攻，納哈出等豈敢大敵當前之時猶橫挑強鄰？且高麗方面本一直對其禮遇有加，納哈出只會更積極地拉攏高麗，斷不敢絕交。論文恭愍王后期明高麗關系與明蒙戰(zhàn)局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n^@V[BcsjdM%)7dI^va``f%j-g (W\lZ大學生畢業(yè)論文TOy%=\!^V5?D35N#|G^G;#S

高麗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鴨綠江右岸地區(qū)進攻，但所攻掠者皆“東寧余黨”之類，并未與納哈出等有直接沖突。再看高麗向明朝通報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戰(zhàn)況：“正月，有東寧府余黨胡拔都等，潛入波兒口子，殺守御官金天奇等，虜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會口子，守御官張元呂等擊逐之。又于本月有僉院曹家兒、萬戶高鐵頭等引軍潛入陰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擊逐之。”　[29]　則知戰(zhàn)斗規(guī)模甚小，上述諸大軍閥均未出現(xiàn)。元后期東寧府轄以今平壤為中心的大片地區(qū)，[30]　由上述戰(zhàn)報同條述“竊詳東寧、遼陽未曾歸附朝廷，既是�；�之人”及洪武三年高麗大張旗鼓攻遼陽稱攻東寧可知，此時高麗所指，乃是鴨綠江西北、遼河以東地區(qū)即東寧府舊界，東寧府余黨當指元亡后占據(jù)鴨綠江對岸者。關于高鐵頭，《遼東志》載：“（洪武）八年，都指揮葉旺、馬云破納哈出于蓋州城南，（陳）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豬兒峪，敗之，又克達軍高鐵頭山寨。”[31]　在洪武八年末蓋州之戰(zhàn)中，納哈出部由蓋州向東敗退，明軍直追至鴨綠江，順便掃清了沿途蒙古軍據(jù)點。[32]　由此可知高鐵頭確為千山山脈中即東寧府舊界處蒙軍偏部，其與胡拔都等皆應類此。此次戰(zhàn)斗或為千山中故元殘部懾于明軍逼人之勢而東移，假也先不花、納哈出之威名騷擾高麗。但高麗雖稱諸大軍閥來侵，卻無相應增兵備御之舉，則高麗顯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麗與東北故元主力發(fā)生正面沖突之印象，欲示明軍以誠而已。高麗不怕由此激怒東北諸部，得無與納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內？總之，納哈出與高麗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斷交，其往來可能因明軍出現(xiàn)在遼東而轉入秘密，而關系應更加密切。

明軍登陸遼東后確實引起高麗的疑懼。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麗即“咨中書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鄭思道駕海船赴京賀明年正，到喬桐島，船著淺穿漏，不得前去。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韓邦彥賀正，開船忽被風暴淹沒。小邦去京師隔海甚遠，天寒冰合，難以發(fā)船，恐違進賀之期。金、復等州涉海稍近，驛路可通，經(jīng)由遼東，庶望及期。今遣韓邦彥前往遼東都司，赴京進賀，請聞奏施行�！�”　[33]　明軍登陸遼東前，兩國往來使臣從未遇海難，而今金、復等地甫入明疆，高麗船便兩次失事，由此欲借路遼東入貢，豈非太過巧合？由王京入長江口所經(jīng)南黃海海區(qū)冬季并不結冰，即便明初氣溫較現(xiàn)代偏低，或高麗入貢船乃沿岸航行，需經(jīng)過更寒冷的北黃海，則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麗首次遣使赴明，當時遼東為元軍所據(jù)，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礙？時已十一月，“經(jīng)由遼東”，則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復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蜻h行陸路，南行千余里方達京師，真迂遠之極，何可“庶望及期”？何況所提及八、九月兩次遣使事均不見于《高麗史》當時記載。如此則高麗托辭以觀遼東明軍虛實之圖，百辯難掩矣�？傊�，從高麗自明軍登陸遼東后加強于納哈出的合作，虛張戰(zhàn)況以塞明聽，又借故以觀明軍軍情等事看，明軍在遼東出現(xiàn)，促使高麗對明朝嚴加防范。洪武五年高麗態(tài)度突變，正當遼東明軍大舉北攻之始，此兩者實應有直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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