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病”與“死”

作為現(xiàn)代文學史與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大家，魯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議論最多�！◆斞傅脑缡挪⑽慈缙渌�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學者竹內(nèi)好所謂的以死解救　了對立，消泯了論爭(《魯迅》第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實際上，后世　學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盡才”的浩嘆之時，對其生前身后的命運也一直有“是非　蜂起”的論爭與猜測。作為魯迅的后人，周海嬰的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以大量親聞　親見的一手資料，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隱情，破解了一些困擾魯迅研究的歷史謎團，　意義甚殊。因為，這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史料問題(周海嬰在資料方面自然具有獨特　的優(yōu)勢)；更重要的是，“事實”的揭示與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著“求是”亦即真理求　索的嚴肅意義。比如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的題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氣。　在我看來，周著更重要的價值就體現(xiàn)在一種“拋棄顧慮”、大膽直書的精神，也正是在　這一點上，周海嬰真正承續(xù)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貴的精神原則。但同時，我們亦須注　意，秉筆直書雖然是歷史書寫的一個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則，但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完備　的事實考證。而且，事實也不等于結論，必須經(jīng)過嚴密的邏輯分析與論證過程，否則，　即使列舉很多的事實，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結論。如果求全責備的話，我覺得周著的些　許欠缺就在于個別地方的“大膽假設”似乎多于“小心求證”。比如在對魯迅之死的解　釋上，認為給魯迅看病的日本醫(yī)生須藤五百三有謀害的嫌疑就顯得思慮不周，情感臆測　的成分大于事實分析。不過應該看到，著者畢竟不是學者，其“拋棄顧慮”的“實事實　說”的勇氣，表明只是“懷疑”，“以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的坦誠，已殊　為不易。周海嬰根據(jù)個人的意愿來回憶往事，書寫自己心目中的魯迅，罅漏難免，他人　可以批評，卻沒有權利苛責。因而，本文只算是對周著的一種補充和發(fā)揮。
　　魯迅的猝然而去是許多人所意料不及的，這甚至也包括魯迅本人。在耳聞目睹了多次　打著民主、共和旗號的“搶奪舊椅子”的革命游戲后，種種漂亮名頭下的黑暗現(xiàn)實使魯　迅對中國社會有了更為深切的觀察，也使得他對中國未來充滿了深刻的悲觀。但魯迅之　為魯迅，就在于以悲觀的勇氣否定了虛妄的“黃金世界”后，又同樣以一種深沉的勇氣　來承擔和挑戰(zhàn)心內(nèi)心外的死亡與幽暗。所謂“自家有病自家知”，學過醫(yī)的魯迅對自己　嚴重的病情當然更應該有所了解。但那種“反抗絕望”的亢奮心態(tài)與剛毅氣質(zhì)在很大程　度上影響了魯迅對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會上就風傳過魯迅患重性腦膜炎的　消息，魯迅戲擬一詩作為答復：“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謠言雖然是謠　言，但魯迅嘲弄性的反擊卻的確洋溢著一種戰(zhàn)斗的樂觀氣息。因之，到了1936年，魯迅　在自己的日記中已不斷出現(xiàn)“發(fā)熱”的危險記錄，而史沫特萊請來的美國肺病專家鄧恩　醫(yī)生又確診其病情嚴重后(“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jīng)死掉”云云)，魯迅雖然“受　了些影響”，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醫(yī)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　”的話，他反而增強了醫(yī)生所譽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當茅盾、增田涉等幾　位朋友看望他時，魯迅是笑著將自己的X光片指給他們看，一面還不免將美國醫(yī)生贊譽　的話得意地重復一番。魯迅在病逝前所寫的《死》，被許多人驚嘆為先知的絕唱，但如　仔細品味就可以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其實充滿了慣常的冷嘲熱諷，那種幽默與樂觀洋溢可見　。這種“樂觀”并非超然于死的“達觀”，正如魯迅的自我調(diào)侃：還“未曾煉到‘心如　古井’”的地步。魯迅在文末也說：“這些大約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　，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換言之，如果真的意識到死亡，恐怕寫不出這樣樂觀、　從容的文章來，可惜人們的注意力多放在戲擬的幾條“遺囑”上，而忽視了這條重要的　幕后說明。魯迅的這種樂觀似乎也感染了親屬，在給曹白的信中，許廣平就把“再活一　二十年”當成了一個可信的“好消息”。也許正是這種樂觀，魯迅的忽然去世就讓人難　以接受，也在親人們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
　　就像周作人在愛女若子死后對日本醫(yī)生痛加指責一樣，懷疑醫(yī)生誤診的情感是可以理　解的，但如果就此認為是謀害就有些過頭了。周書提到，日本醫(yī)學界的泉彪之助先生后　來專程到上海魯迅紀念館查閱資料，做出了支持須藤醫(yī)生的結論，這就否定了周建人在　1949年《人民日報》上的公開質(zhì)疑。那么，為什么還要堅持懷疑呢?其實，診斷、用藥　這些醫(yī)療上的懷疑，最終都歸結到了對須藤這個人的懷疑上，理由是有人說須藤是日本　在鄉(xiāng)軍人團體“烏龍會”的副會長。姑且不論這個“聽說”來的故事是否和有關內(nèi)山完　造是日本間諜、“皇軍”獵犬的傳言一樣可靠，魯迅在猶豫后還堅持“叫他看下去”，　可見對其是極為信任的。在《死》一文中，魯迅稱其為“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　”，既可看出魯迅態(tài)度的尊敬，又可看出兩人能說得來、非常熟識的深厚交誼。事實也　的確是這樣。查魯迅日記，1932年10月20日有“寄須藤醫(yī)士信”的記錄(但魯迅日記的　注釋稱其于1933年方在上海設立須藤醫(yī)院，疑誤，待考)，其與兼任內(nèi)山書店醫(yī)藥顧問　的須藤的交往最早應該是在這一時期。兩者最初的交往完全是書信、“邀客夜飯”之類　的朋友關系，并沒有看病的往還。魯迅在初期主要請ｘｉǎｏ@①崎醫(yī)院的坪井學士為　周海嬰治病和高橋醫(yī)院的醫(yī)生為自己治齒。和須藤有了看病的往來，始于1933年的6月2　日，不過第一次是代為馮雪峰的夫人(即日記中的“何女士”)延請的，但從此以后須藤　幾乎就成了魯迅家的私人醫(yī)生和�？�。先是頻繁地給周海嬰看病拿藥，后來又出現(xiàn)了多　次父子并診的情況，及至1934年與1936年兩次持續(xù)“發(fā)熱”、“肋痛”的大病，兩者的　交往就更加密切了。僅從1934年算起，魯迅日記提到須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處。長達四　年的交往，兩人的交誼即便不如與內(nèi)山完造深厚，至少已經(jīng)相當親密了。在魯迅日記中　，與須藤的關系除了提到治病，還有“邀客夜飯”，多次互贈荔枝、糖果、書畫的這種　朋友性交游的記載。魯迅與須藤也是無話不談。須藤在魯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書所說　的完全銷聲匿跡了，在一篇紀念文章中，他描述了魯迅的病因，并深情地回憶了與魯迅　“為朋友”的日子。在平日的敘談中，他們不僅談中日關系和文學批評、外國科學的大　問題，還談到孩子的身體與教育，“虔心地禱祝著海嬰康健地長大”，有時還開一些玩　笑(《醫(y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載《作家》1936年11月號)。須藤對魯迅“正直”、“　堅強”由衷的欽佩之情在這篇文章中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師從魯迅翻譯《中國小說史略　》的增田涉在回憶中印證了這個事實。他說，我認識須藤醫(yī)生，在大陸新村魯迅最后住　過的地方，“時時在旁邊聽來診病的須藤醫(yī)生和魯迅關于德國文學或日本文學的雜談”　。魯迅對須藤所說的“最討厭的是假話和煤煙，最喜歡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這類推心　置腹的話，同樣出現(xiàn)在增田涉的回憶文中，也證明了須藤對與魯迅之間朋友關系的描述　是真實的(《魯迅的印象》第5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如果再聯(lián)系蕭紅在《回　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的須藤經(jīng)常出入魯迅家中，“連老娘姨對他都是尊敬”的情況　，兩人超乎普通醫(yī)治與一般朋友關系的互相尊敬、信任的親密程度已足見一斑。從這一　

點看，須藤謀害魯迅的猜測不大可能成立。
　　史沫特萊請美國肺病專家給魯迅診病是一個事實，但周著傾向鮮明的陳述方式也導致　其與所述事實有一定出入。書中提到，鄧醫(yī)生認為“治療方法極簡單，任何一個醫(yī)生都　會做”，“只要照我說的去做就行，無須我親自治療”，“如果現(xiàn)在就開始治療、修養(yǎng)　，至少可活十年”(《魯迅與我七十年》第60頁)。而實際上，魯迅、許廣平等當事人即　使表示樂觀，也沒有這樣夸張，而是相當謹慎的。首先，鄧醫(yī)生在診斷出魯迅的病情極　重后，不可能有“無須我親自治療”這樣輕描淡寫、不合邏輯的說法；而魯迅拒絕了鄧　醫(yī)生的開方，理由是不相信歐洲的醫(yī)學一定會有“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也　至少說明治療方法不會“極簡單”。蕭紅回憶說，美國醫(yī)生“只查病，而不給藥吃，他　相信藥是沒有用的”，也與周書的陳述有異。同樣，許廣平在提到“再活一二十年”的　“好消息”時，是有“如果拖得巧妙”這樣小心的假設，而前提也是對“經(jīng)過幾次必死　之病狀”的嚴重事實的認證。姑且不論醫(yī)生的話是否是一種安慰，增田涉在1936年專門　去上�？赐�魯迅時，看到“先生已經(jīng)沒有希望了”卻的確是一個悲哀的事實。因為帶著　先入為主的觀念看問題(這種觀念由轉述周建人的看法所致，但周建人是在內(nèi)山完造最　后認識到魯迅“病勢很重”，為“顧慮萬一”才讓許廣平打電話將其叫來的，應該不是　當事人)，作者對一些事實的分析甚至已不近情理。對鄧醫(yī)生提出的休養(yǎng)方案，作者深　以為是，而對須藤在很早就提出的同一方案，卻認定是個陰謀。須藤提出轉地療養(yǎng)從醫(yī)　學角度來說是無可懷疑的，錯就錯在地點定到了日本。實際上，到日本療養(yǎng)的并非自魯　迅始，早在此前，左聯(lián)作家蔣光慈就因肺病去日本休養(yǎng)過一段時間。況且勸魯迅赴日療　養(yǎng)的也并非須藤一人，日本友人山本實彥(魯迅曾為其主辦的《改造》做《在現(xiàn)代中國　的孔夫子》一文)在回憶中說，他曾三次敦請魯迅“來東京一游”，而魯迅也是“有意　來日本”的(《魯迅的死》，載1936年10月《日日新聞》)。同樣，在致茅盾的兩封信中　，魯迅自己不僅表達過“決赴日本”的心愿，而且也有“今年的‘轉地療養(yǎng)’恐怕‘轉　’不成了”的惋惜，這表明周書中的“斷然拒絕”一事顯系誤說。進一步說，如果請魯　迅去日本療養(yǎng)是一種陰謀，那么又該如何理解請魯迅去蘇聯(lián)療養(yǎng)的事?為什么后者偏偏　被理解為朋友的關心而就不可能是一種“陽謀”?魯迅最終哪兒也沒有去，除了家族、　經(jīng)濟等方面的考慮，我覺得山本實彥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為不愿意染上過厚的政治　色彩”，害怕失去一種精神上的自由吧。
　　至于對須藤不送魯迅住院治療，“拖延”病情的懷疑，看一看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　》就可明白，“魯迅先生當時就下樓是下不得的”。須藤每日數(shù)次往返診視，不憚麻煩　，應該說是從魯迅身體的角度著想的。既然謀害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周書所指陳的一些　醫(yī)療失誤又是怎么回事，該做何解釋呢?內(nèi)山完造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當時　的情景：“這時，須藤醫(y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jīng)變成心臟性哮　喘。因為想要請松井博士診察一回，所以就馬上把汽車駛到福民醫(yī)院去接松井博士；但　，偏巧博士今為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問到了他的去處，須藤醫(yī)生就親自去接他。”　這段表述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首先，作為“老朋友”，須藤與內(nèi)山一樣，對魯迅的病　是極為盡心的，所以有“馬上”、“親自”的舉動。但是，盡心未必能夠盡力，從要親　自請福民醫(yī)院醫(yī)生的另外一面看，須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坦率一點說，須藤的醫(yī)術　是有限的(但不能因此懷疑須藤的醫(yī)品)。由是之故，先前請美國醫(yī)生和拍X片都是在�！∶襻t(yī)院，后來在魯迅病情兇險時首先想到的也是福民醫(yī)院。所以，醫(yī)療上出現(xiàn)的一些問　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一，如魯迅所說，須藤“不是肺病專家”；二，魯迅日記中稱　呼醫(yī)生多用學位，如最初給周海嬰看病的坪井學士、后來的松井博士等，而獨對須藤多　稱“先生”，可見這位退職軍醫(yī)學歷并不高。日本女作家河野櫻在《病床上的魯迅》一　文中，談到過與鹿地亙夫人池田幸子一起拜訪魯迅時遇到的須藤印象：“這是一位在虹　口開業(yè)的老年醫(yī)師，他既不會奉承，又不懂得客套，完全是一個鄉(xiāng)村醫(yī)生的類型……魯　迅一面接受注射，一面和須藤先生談著話，他們談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心里卻　在暗忖：‘為什么不找一位更好些的醫(yī)生來治療啊!是不相信新的醫(yī)學的進步吧!’我內(nèi)　心甚至還為此感到不滿哩。”河野櫻對“鄉(xiāng)村醫(yī)生”的“不滿”，與內(nèi)山完造此后不再　讓須藤給周海嬰看病一樣，都是從醫(yī)術的角度考慮問題的。因而，即使認為須藤對魯迅　的死負有責任，實在也只能從醫(yī)術不高明來解釋，蓄意謀害的說法則多少有些是妄做揣　測。
　　如果不纏繞于具體人事的枝枝節(jié)節(jié)，不僅僅從生老病死的自然現(xiàn)象來看問題，而從諸　如知識分子的命運、社會環(huán)境等更重大的問題背景來展開思考的話，也許對分析魯迅的　“病”與“死”更有意義。魯迅的病與死當然有先天的生理素質(zhì)的問題。從魯迅1912年　的壬子日記查起，陸陸續(xù)續(xù)就有數(shù)百次“腹痛”、“胃痛”、“肋痛”、“齒痛”、“　腹瀉”、“發(fā)熱”的記錄，其中發(fā)病最頻繁的有四次：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和章士　釗鬧”后的1925年，以及到上海后的1934年和1936年。正如魯迅在給母親的信中所說，　自己的肺病“已經(jīng)生了二三十年”，“不會斷根”，“全愈是不可能的”。那么，病根　從何而來呢?無獨有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一書中提到父親和弟弟的病“伯宜公　的病以吐血開始，當初說是肺癰，現(xiàn)在的說法便是肺結核”；“椿壽則于六歲時以肺炎　殤”(第29、593頁)。周作人自己也在1920年大病了半年之久，“因為生的是肋膜炎，　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點關系”(第402頁)。可以看出，魯迅的肺病與家族有一　定的關系。不過，承認這個客觀的前提，卻不可過于夸大它。因為先天的生理問題雖然　無法拒絕，但后天的環(huán)境可以完全對其進行排解和調(diào)節(jié)。比如周作人，選擇西山碧云寺　作為清休之地，而且也度過了危機。魯迅也不是不想去休養(yǎng)，他在信中多次表達過“轉　地療養(yǎng)”的意思，但最終實在是“非不為也，勢不能也”。同樣的病因，造生兩種不同　的結果，與其說是環(huán)境的原因，不如說是兩人對相同環(huán)境的不同態(tài)度的問題。而后者的　根本問題在于，如何對待置身其中的環(huán)境(社會、文化)，將決定著個體對自我的定位和　人生命運的選擇；這種定位與選擇，也深刻影響著如何看待疾病與死亡的問題。對于病　，周作人選擇了寺廟的清休，這位苦雨齋的“老僧”在病后也果真大徹大悟，深悔過去　的“滿口柴胡”之氣，而欲在十字街頭筑塔，做平和沖淡的隱士文章。魯迅在病初的日　記即有“無日不處憂患中”的記錄，這種不能忘懷于外在環(huán)境的敏感與憂慮顯然不利于　清養(yǎng)。所以我想，即使魯迅真的去療養(yǎng)，恐怕也不會有周作人那樣的效果，因為他對環(huán)　境的態(tài)度已深深地決定了冥神對“死”的這一安排。
　　在《“碰壁”之后》一文中，魯迅屢屢“碰壁”而不悔，坦承自己有到處“看一看”　的“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討苦吃的根苗；明白無論什么事，在中國是萬不可輕易　去‘看一看’的，然而終于改不掉，所以謂之‘病’”。直到生命末期的大病不起，魯　迅還是固執(zhí)地讓許廣平“給我看來看去的看一下”，就是出于“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　們，都和

我有關”的現(xiàn)實關懷意識，出于只有這樣方才心安與“切實”的“動作的欲望　”(《“這也是生活”……》)。對于魯迅來說，“病后”之于“病”，猶如靜之于動，　只是相對、暫時的現(xiàn)象。魯迅也一度想“靜一靜”，但終于離開了“伏處孤島”的廈門　大學，就是因為那里“無刺激”，感覺如“死海”；魯迅最后定居上海，明知“上海真　是是非蜂起之鄉(xiāng)，混跡其間，如在洪爐上面，能躁而不能靜”(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　，“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1932年6月5日致臺靜農(nóng)信)，就是因為一份能夠“看一看　”、介入社會現(xiàn)實的憂患之心。在索爾仁尼琴稱為“癌病房”的制造迫害、屠殺的專制　社會中，“夜正長，路也正長”，現(xiàn)實的黑暗盛滿了魯迅的內(nèi)心，也剝奪了他的安適與　優(yōu)裕，憤怒與絕望的抵抗使他時時處在“戰(zhàn)取光明”的“苦斗”的激昂中；而發(fā)熱的胸　肺愈是意識到病狀，也愈是有“趕快做”的撲火飛蛾似的念頭。這樣，魯迅似乎總是處　于無日不憂患的“病中”，而不大可能有超然物外的休息與“病后”時候。因而，“怒　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很難“從血泊中尋出閑適來”，如周作人那樣擇寺建齋，修得“　于瓦屋之窗之下，清泉綠茶”、“苦中作樂”的境界(《雨天的書·喝茶》)。
　　知識分子對病與死的態(tài)度，實際上也決定了他們對生存環(huán)境是回避、隨順還是直面、　反抗的姿態(tài)與選擇。莊子曾云，“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順服環(huán)境，可得“養(yǎng)生”，反抗環(huán)境，則必“滅亡”。無論是莊子“明　哲保身”的存身之道還是近代“適者生存”的進化原則，都是為魯迅所深諳的，但他最　后還是堅持“爭天抗俗”的摩羅精神，“舉起了投槍”，走上了“弄文罹文網(wǎng)，抗世違　世情”的無路之路。深深影響了魯迅早年思想的克爾凱郭爾的“人是精神”的命題，使　他更深切地認識到“生存”之上還要“發(fā)展”的精神原則。這種自覺的選擇與承擔，同　時意味著在此后的人生歲月中，“華蓋運”將可能像鬼影一樣無休無止地糾纏著他。關　于這一點，我想魯迅也不會不明白。
　　權勢者要統(tǒng)一意識，就要消泯知識者異議、批評的精神，而知識者為了不讓個體思想　的聲音消亡，就不得不直面肉身的“無家可歸”：飄泊、流浪，乃至死亡。正是在這樣　一種普遍的意義上，薩義德把知識分子刻畫為“邊緣人”和“流亡者”：“這些個人與　社會不合，因此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識分子設定為圈外　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況加以解說”，因為“流亡這種狀態(tài)把知識分子刻畫成處于　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知識分子論》，第48、53頁，　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與強大的專制權勢相對抗，如同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所說　的“蒼蠅戰(zhàn)大象”的斗爭，不可能指望有“俟河之清”的勝利時候，而且“還要準備著　為它步上塵垢撲面的死亡之路”，“沒有十字架，也沒有花環(huán)，記錄他們徒勞無功的犧　牲”(第11頁)。因此，薩義德盡管樂觀地肯定了流亡者的“解放”意義，但他也看到，　知識分子如果“不能跟隨別人規(guī)定的路線”，“不被馴化”，堅持“對權勢說真話”，　必然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的悲劇命運。經(jīng)歷了從北京到廈門、廣州、上海的輾　轉流徙，經(jīng)歷了政府的迫害與“友軍”的暗箭，經(jīng)歷了威脅無日不在的病痛與死亡，魯　迅對此有著切實而清醒的體認：“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旗　之下又有‘縲紲之憂’了”(《通信》)。在《關于知識階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這兩次探討知識分子命運的演講中，魯迅指出，知識分子“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　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因而“在皇帝時　代他們吃苦，在革命時代他們也吃苦”。這是因為，道與勢、文藝與政治存在著深刻的　分歧，“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　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　，或是割掉他的頭�！遍喿x魯迅與薩義德相差近半個世紀的演講稿，可以想見他們內(nèi)心　共鳴著的一種深深的悲涼。
　　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曾深有意味地說：“所有的問題都出現(xiàn)在革命的　第二天�！闭�因為見證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革命“風波”，被從現(xiàn)實與“夢境放逐　”的魯迅同時也放逐了許多知識分子對革命之后“黃金世界”的虛妄幻想與淺薄的樂觀　(《在鐘樓上》)，也正因為懷著如此深刻的悲觀和識見，魯迅屢次提到葉賽寧等人的死　，甚至表示出自己沒有被殺而足見文章無力的觀念(《答有恒先生》)。即使在因身中左　聯(lián)內(nèi)部“一大把暗箭”而滿心疲憊與創(chuàng)傷的生命后期，魯迅對自己可能“充軍到北極圈　”和“穿紅背心掃馬路”的命運也做好了一定的精神準備。由此看來，魯迅對自己“如　果還活著”的命運其實早有所知，后世好事者實在沒有必要再枉費思量。
　　陳漱渝在魯迅的一次紀念會上曾發(fā)言說，魯迅之死是不幸的，“但死得其時，避免了　在中國‘壽則多辱’的命運，又是他的有幸”(《突然想起魯迅之死》，《文藝理論與　批評》2001年第4期)，將很多學者私下的猜疑直接公開了。其實，流傳于民間的魯迅“　如果還活著”的傳說并非空穴來風，劉小楓就曾把它當做“笑話”講過(《圣人虛靜》　，《讀書》2002年第3期)。這倒不是有什么可笑之處，多半是這種可能性因斯人遠逝，　往事成塵，而難以求證吧。周著現(xiàn)在舉出一例孤證，近來已有多人質(zhì)疑，尤以陳晉文章　考證最為切實(《“魯迅活著會怎樣”》，《百年潮》2002年第9期)。學者的考證自然　更為嚴謹，但魯迅已然“遠行”，事實求證其實早已喪失了“魯迅活著”的大前提，將　文件與講話一路羅列下去并無實際的意義，也難以說明可能性不會發(fā)生的問題。魯迅身　后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是鋪天蓋地的整體性思潮，并不是針對個人的，覆巢之下，焉有　完卵。不論是魯迅的弟子胡風、蕭軍，還是揚鞭的“奴隸總管”周揚，最后都是同樣的　命運，便可想而知，何用翻箱倒篋，字字求證?實際上，歷史上的許多困惑是難以用考　古得來的“事實”完全證明的，正常的思維與思想有時反而比知識更重要。
　　我想，用某種意識形態(tài)和人為界限來劃分年代，切斷時間之流，是不會有真正的歷史　之同情的。運用所謂現(xiàn)代、當代的分野，站在時代之外來看魯迅，必然難以接受充滿了　死亡、殺戮、血腥與陰暗的魯迅思想與文學，也不會真正了解魯迅“病”與“死”的如　何與為何。在魯迅時期，世界上最大的流亡現(xiàn)象出現(xiàn)在斯大林主義的蘇聯(lián)和法西斯主義　的德國。湊巧的是，在劉半農(nóng)戲贈魯迅并博其首肯的“托尼學說，魏晉文章”一聯(lián)中，　魯迅所心儀的學說正是出產(chǎn)在這兩個國度；而其所深慕的魏晉風度，也恰恰是中國歷史　上專制最深的黑暗時期。也許，這不僅僅是一種偶然吧。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筱的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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