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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初年俄商偷運磚茶傾銷蒙古地區(qū)問題考述
光緒初年，俄商偷運磚茶非法傾銷蒙古地區(qū)。這種磚茶是以紅茶末為原料，用先進的機器設備壓制的。比中國山西商人運往蒙古地區(qū)銷售的、用綠茶和茶梗制作的質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運，逃避了納稅，降低了成本，擠占了華商在蒙古地區(qū)的市場份額，所以形成了市場壟斷。這種行為直接違反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的相應條款，損害了中國的利權，造成了華商的歇業(yè)，并使一大批民眾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處理俄商偷運磚茶問題時，不能吸納天津海關地方官員的正確意見，措置失當，致使蒙古地區(qū)商業(yè)利權損失殆盡，歷史教訓深刻。一、清政府以條約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區(qū)貿易
中俄商務惟恰克圖互市最早，伊、塔兩城則定自咸豐紀元，余以陸路最稱煩瑣。陸路者指恰克圖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雙方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共計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區(qū)貿易的政策系統(tǒng)體現(xiàn)在該章程中。整個章程還暗含著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對俄外交原則。因此，該章程第十款規(guī)定：“俄商在它口販買土貨運津回國，除在它口按照各國總例繳納稅餉外，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即正稅之半……方準起運恰克圖不再重征，并飭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準售賣……”總理衙門的成立，將對俄關系的處理提升至國與國的高度，這是從中國方面來說的。因為過去兩國之間的文書往來，雖然也以國君相稱，但中國方面是以理藩院來處理對俄關系的。從清政府方面來看，把對俄交涉當作了處理與藩屬的關系。同治元年總理衙門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是該衙門剛成立就簽署的最重要的一個文件。因此，要用一種非常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文件。在清政府看來，對俄陸路貿易系專指天津至恰克圖一線。因此，對天津、通州、張家口三處俄商經過的重要地點征稅非常重視，特別是俄商購中國土貨進天津轉恰克圖回國，要在天津繳復進口半稅，表現(xiàn)了其對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連帶規(guī)定了中俄陸路通商貿易的行走路線，嚴格限制俄商在該行走路線兩側地區(qū)沿途售賣中國土貨，特別限制在蒙古地區(qū)售賣。因為這不僅關系到華商的利益，而且關系到滿蒙關系和蒙古地區(qū)的安定問題。應俄方的要求，該章程允許俄商進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區(qū)去出售俄國商品，但必須是小本生意。簡言之，中國方面的立場是明確的，即俄商從中國購買的土貨，如茶葉，不準轉售于蒙古地區(qū)，須經恰克圖直接運回俄羅斯。章程規(guī)定，當俄商購買的中國土貨啟運時，需向天津海關領取執(zhí)照，按稅則完納稅款，將貨物粘貼印封，以便經過各關查驗。天津海關道所發(fā)執(zhí)照已經填明該商納稅情況、貨物駝只數(shù)目、或車載，或馬馱，以免假冒。俄商從天津運土貨回國，須經過通州、東壩、張家口、庫倫、恰克圖一線出境，回俄羅斯，不準由別處繞越[1]（《總署為俄商攜貨由津至恰克圖行走路線及有關規(guī)定致俄使照會》，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國經過買賣城時，應將天津海關道所發(fā)執(zhí)照呈驗，無誤方被放行。然后由清政府駐買賣城官員將回收的執(zhí)照匯總，交總稅務司。天津海關道所發(fā)執(zhí)照相應的票根，同樣上交總稅務司，由總稅務司比對查驗，以便了解俄商所販土貨是否全部運回了俄羅斯。俄方根據(jù)自己的利益，簽署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也為進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筆。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駐華公使提出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各節(jié)。其要點為：免征天津復進口半稅；在蒙古地區(qū)貿易取消“小本營生”的限制；辟張家口為自由貿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場。對此，總理衙門的答復是：“查小本營生一節(jié)，舊章專指在蒙古地方貿易，并非準到張家口售銷，原因體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貿易，得獲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將蒙古地方未經售銷貨物，赴張家口貿易，則非邊界小本營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納稅章程，均應逐層定議，未便先將此層刪去，致令窒礙愈多。至天津復進口半稅一層，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讓，以恤商情。雖于稅課有虧，亦不肯再有他議�？烧召F大臣所擬，先免此復進口稅，其余仍暫照舊章辦理。至彼此所商，如刪去小本營生及張家口不拘成數(shù)，并恰克圖納稅領照等情，統(tǒng)行展緩二年，于限內會同詳細妥商，庶時日從容，章程可期妥善。”[1]（《總署為俄使議改張家口銷售及刪去小本營生事致俄使照會》，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單方面實行免征俄商天津復進口稅，拒絕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圖很明顯，即盡量縮小俄國在蒙古經貿活動的范圍，限制其在蒙古地區(qū)的影響力。其實，復進口稅的減免，反而增強了俄商對蒙古地區(qū)的滲透力。
中國單方面免征俄商天津復進口稅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相當不滿，稱之為“實屬無厭之請，各國必一律援照，則天下各口復進口半稅化為烏有，關系非輕”[1]（《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請堅持俄商回國者免征復進口稅商不回國者照征事致總署函》，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在與總理衙門函商后，崇厚隨即照會俄駐津領事重申：“查總理衙門與貴國欽差所議免繳之半稅，系專指由他口運津、由津回國之貨而言。若非回國之貨，或在津售賣，或在別口售賣，均應照舊例辦理，不能免稅。”[1]（《三口通商大臣給俄國瑪領事照會、給天津貝稅司札文》，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不難發(fā)現(xiàn)，崇厚的表述使中國方面的立場有了微妙的變化，即俄商從中國境內販土貨至津，由津啟運經恰克圖回俄國，免繳天津復進口稅，條件是不準沿途銷售。若在沿途銷售，則照征天津復進口稅。以崇厚為代表的天津海關官員的立場是俄商到蒙古地區(qū)銷售中國土貨，銷售即征稅。崇厚的主張在津海關一直有重要影響。他的主張表面上是針對納稅問題的，實際上涉及到開放蒙古市場和恢復華商活力的問題，但總理衙門并沒有對這個敏感的問題正式表態(tài)。同治八年(1869)三月，中俄雙方又議改陸路通商章程，章程滿足了俄方所有的要求。其中包括，刪去了“小本營生”四字，將第二款改為：“俄商準許前往中國所屬設官之蒙古各處及該官所屬之各盟貿易亦不納稅�！钡谒目罡臑椋试S俄商由恰克圖運俄國貨物路經張家口時，聽任酌留若干在張家口銷售。第十款刪去了原款內所有“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即正稅之半”之字樣，但重申：“該領事官發(fā)給（俄商）兩國文字執(zhí)照。天津關蓋印，注明商人姓名、貨色、包件若干，方準啟運赴恰克圖不再重征，并飭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得銷賣。如違即按第七款辦理。所有經過通州、東壩、張家口查驗之例，按照第三款章程辦理。其照自起程日為始，限六個月到恰克圖繳銷，如遇耽延應于限期前報明領事及地方官等……”此時，清政府再次強調，堅持俄商運中國土貨離津，決不允許沿途銷售，也不存在沿途銷售加征稅款的問題。天津地方官員的靈活主張已經被否定。事實上，沒過多久俄商便違背了雙方政府間的正式協(xié)定，非法向蒙古地區(qū)偷販磚茶。
二、總理衙門對俄商違法行為的核查
同光嬗遞之際，俄商大規(guī)模向蒙古偷運磚茶，以擴大在蒙古地區(qū)的貿易規(guī)模，從而引起英國的強烈不滿。光緒初年，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先于各關新聞紙內痛詆俄商近年藉運茶赴恰為名，多在蒙古私售漁利。于是，各國洋商嘖有煩言。遂傳播于俄使凱陽德之耳。凱使面斥赫德不應準德璀琳造言詆誣。德稅司確知此弊非同影響，力請赫德赴鈞署清查歷年未銷執(zhí)照”[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這樣，俄商偷運的事實開始敗露。在俄使凱陽德的授意下，某俄商在報紙上撰文對德璀琳進行批駁，試
圖掩蓋。光緒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總稅務司赫德函稟總理衙門稱：“現(xiàn)在俄國商人由漢口、福州兩處運磚茶至天津，按陸路章程由天津運赴恰克圖應于啟程時，由天津立保單前往。而其磚茶是否按單全數(shù)到彼之處，總稅務司則無由核對察知�！盵1]（《總署收總稅務司赫德信一封》，光緒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因此，赫德請求總理衙門：“查此項保單向系恰克圖之買賣城中國官員繳呈于貴衙門存核。茲特祈貴衙門將此項保單內，自光緒元年起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所存繳回之保單，按年逐為察明示悉以便查照一切�！盵1]（《總署收總稅務司赫德信一封》，光緒六年十一月初五日）這封信說明，總稅務司已認定俄商有違反陸路通商章程的行為。隨后，總理衙門便將有關檔案調送總稅務司。光緒七年三月初九日，總稅務司赫德將查核結果報告了總理衙門：“查光緒元、二、三年津海關所發(fā)之三聯(lián)執(zhí)照自津字九千二百一號起至津字一萬二千八百三十八號止，除照章繳銷外，尚有二百五十余件猶未繳銷；其光緒四、五兩年自津字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九號起至津字一萬六千九百十一號止，除照章繳銷外，尚有一千一百余件之多猶未繳銷�！薄皯堎F衙門咨北洋大臣轉飭詳核設法批復一切�！盵1]（《總署收總稅務司赫德信一件》，光緒七年三月初九日）根據(jù)赫德的以上統(tǒng)計，在光緒朝初期五年內，俄商違章未繳銷的執(zhí)照計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件之多。平均每年有二、三百份執(zhí)照不繳。這是一個不小的數(shù)字，因為“每張（執(zhí)照）所運茶箱自數(shù)十箱至數(shù)百箱不等，是其茶之銷售蒙古者為數(shù)甚鉅”[1]（《總署收津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如果我們把每張執(zhí)照所運茶箱的數(shù)字取其中，以這個平均字數(shù)來推算，那么每年都有約數(shù)萬箱磚茶偷運進蒙古市場，而且愈來愈多。稱之為數(shù)甚鉅，似不為過。這種現(xiàn)象是對《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的嚴重違反，證明德璀琳所講全是事實。俄商正在偷運磚茶非法占領蒙古市場。
總理衙門將赫德的報告批轉給北洋大臣李鴻章，要求轉飭津海關道設法防范。事情從一開始，總理衙門便把它看作是地方性問題。李鴻章接到批文后，也認為“近年未銷執(zhí)照為數(shù)過多，其中顯有情弊�！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指示津海關道鄭藻如，協(xié)同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認真核查。核查后，確認偷運事實成立，該二人提出防弊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曰示以限制俾免任意宕延�！皵M請訂明中途遇故耽延只準展限三個月，再遲議罰。庶執(zhí)照不至等于具文，并請酌派津關洋人二員專駐恰克圖嚴查過恰磚茶與執(zhí)照、件數(shù)、斤重相符即予放行。將執(zhí)照收回交恰克圖部員匯繳總理衙門比對核銷。倘貨照不符及有拆動形跡抽換情弊，立行指出照章辦理。每月發(fā)過照根由津海關道抄錄執(zhí)照號暨茶葉箱數(shù)、斤重送交駐恰洋員備查。有逾限者即由該洋員開單知照津海關道以便會同領事議罰�！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其二曰補訂稅章。“查俄商運貨赴恰沿途不得銷賣不獨磚茶為然，而磚茶為大宗弊竇亦最甚，緣磚茶之銷行于蒙古較別貨尤旺也。茲擬明定稅章除磚茶經津回國逕運恰克圖者仍照向章辦理外，如欲運赴蒙古發(fā)售，準該商先在津關報明，每磚茶一百斤除漢口完過正稅六錢、另在津關交子稅銀三錢、運蒙稅銀七錢，于執(zhí)照內注明運蒙字樣及收稅實數(shù)，沿途厘稅概不重征。其照根亦按月呈送總理衙門收存，并請酌派津關洋人一員專駐張家口，嚴查運蒙磚茶與執(zhí)照，件數(shù)、斤重相符即予放行。”[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關道與津關稅務司所提建議就是要開放蒙古市場，不僅對磚茶，也對所有商品。這與同治五年崇厚的主張實質是完全一致的。為此，他們還有更細致的、更周密的建議：“將執(zhí)照收回交張家口監(jiān)督匯繳總理衙門比對核銷，仍一面由關道照抄執(zhí)照號數(shù)、茶葉箱數(shù)、斤重知照駐口洋員辦理。如茶照填明運恰私赴蒙古銷售，無論在張、在恰查出，立將全貨入官。庶私販之弊清，而年中運蒙茶稅可冀多收數(shù)萬金，于餉需不無少裨。其繳照定限及路上耽延展限，亦照運恰一律辦理俾示限制。”無論赴恰、赴蒙者有執(zhí)照逾期不交的，則將其續(xù)請貨照扣留不發(fā)[10]。津海關道與津海關稅務司想用定稅章以杜磚茶私售蒙古，同時又增加了財政收入。解決蒙古市場問題，連帶涉及厚恤華商的問題。由于清政府允準俄商到天津，以至于到福州、漢口等地直接采辦茶葉；也由于在稅則方面，俄使一爭而再爭，致使俄商在市場上的優(yōu)勢大增，華商的經營市場不斷縮小。“中國茶葉向系華商運赴口外銷售。自俄商運茶沿途厘稅免征而華商稅厘如故，于是，俄商日盛，華商日窮，歇業(yè)之家十居六、七。其實沿途稅厘收發(fā)有限，而內地生計幾為外人全奪矣！”[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關道的報告，反映了中國茶葉商人及相關階層民眾生活陷入困難的真實境況。中國政府的一部分官員想借助于稅收，來剝奪俄商優(yōu)勢，以解華商之困。當時有些官員已經就這樣做了。如左宗棠，正在陜甘總督任上，曾與湖南省議妥：凡領甘肅省茶票的華商，運茶過境，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肅撫衙設法補貼，他的辦法是厚恤華商。經費在湖南應解甘肅協(xié)餉內劃抵[2](p.483)。津海關道進而提出，將華商運茶的稅收與俄商運茶的稅收拉平：“擬請明定章程，嗣后華商販運磚茶由津赴恰售與俄人者，除在漢口完納正稅之外，到津后所有內地子稅及沿途關稅、厘金概不重征；若運蒙古發(fā)售，于到津后再交子稅三錢、運蒙稅銀七錢，沿途厘稅概不重征。如遇關卡查驗不許留難，如雇定船只、駝只，地方官亦勿再行封貼，務使事事與相待俄商無異�！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關于厚恤華商的建議，李鴻章是完全同意的：“本大臣與南洋大臣復奏、王祭酒條陳內亦同此意，經總理衙門復準有案。此為收回中國利權、漸復華民生計之一端，一應照辦�！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就茶照未繳事與俄韋領事往來函稿》，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于鄭藻如所提堵塞俄商磚茶回撒蒙古地區(qū)的兩條辦法，即察驗貨照和補定赴蒙古稅章兩項，李鴻章也認為是“切屬切要可行�！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不難看出，鄭藻如等是按照李鴻章的意思寫的，而后，李鴻章再來個順水推舟，便把這層意思表達給上面。李鴻章之所以用這種方法去寫，是早就知道總理衙門的立場�？偫硌瞄T并不同意制定一個俄商赴蒙古貿易的稅章，也不想重開談判。想把與俄方的交涉也盡量限制在地方問題的范圍內�？偫硌瞄T不想將事情擴大。按照李鴻章的指示，津海關道鄭藻如和俄國駐津領事展開了交涉，但俄方只是一味地推諉，借口“或驗貨而未收照尾、或已收而漏未登記，事過多日無從考察”[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采取了一種敷衍了事的態(tài)度，意在保護俄商的既得利益。津海關官員視此為俄領事的托詞，認為：“該俄商果將照尾繳呈，斷無不收之理，即該商有意匿照不繳，貨既驗明亦難容其隱匿。至謂漏未登記則更不然。駐恰部員收得照尾若干張，自必一一按號登記決不至有遺漏�！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雙方的交涉算是進入了一種膠著狀態(tài)。以中國官場的風氣歷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鄭藻如、德璀琳等如此窮追不舍實屬難得。德璀琳代表英美利益，與俄羅斯抗衡自不待說，又自恃為洋人，不怕清朝官員，所以敢說；那么，德璀琳有沒有
為中國辦事的另外一面呢？李鴻章、鄭藻如等是借德璀琳之口說出自己不好說的話，從而代表英美利益嗎？李鴻章等是不是也有收回利權的動機、厚恤華商的初衷？這些問題不得不認真思考。
不久，總理衙門將鄭藻如、德璀琳提出、李鴻章批準的建議制定《蒙古稅則》的呈文駁回，斥為“俄商準運茶赴蒙古與成案不符，流弊滋多”[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偫硌瞄T的批駁，令天津海關道十分驚慌，連忙把責任推到天津稅務司德璀琳身上，這樣總理衙門便無話可說，也就不再深究。這足可以看出，在李鴻章管轄下的天津海關官員們與總理衙門在處理俄商運磚茶赴蒙古問題上的分歧之深。后來，在李鴻章的復議中，再次強調了俄商偷運磚茶蒙古地區(qū)問題的嚴重及中國利權的喪失和對華商的沖擊。文中強調：“乃俄商唯利是視，不但照尾不繳，可在蒙古地界私銷，而遲延逾限，茶箱一經報明便可免罰，于是其茶已售蒙古者，即將照尾收存，捏報耽延事故。俟有實在運恰茶箱再以新到之茶繳舊存之照，移前挪后痕跡全無。往往領事官來函非言雨雪載途即云駱駝難雇，以為不能依限到恰。其實皆為商人繳照推展地步耳�！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實際上俄使也在或明或暗地支持俄商的非法偷運行為。李鴻章認為，《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存在著漏洞：“自天津至恰克圖兩月可到，中有三、四個月空間，盡可前后騰挪，以新易舊，關吏欲加稽核而運茶無了結之期，執(zhí)照無截清之日�！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因為《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相關條款規(guī)定從天津運茶至恰克圖在六個月內運抵即可。天津海關官員認為這個時間太長，給俄商以偷運的時間，故需要修改。由于一出張家口俄商便可隨意將茶運往蒙古各部落，這樣“蒙古茶利已為俄商網盡�！盵1]（《總署收北洋大臣李鴻章文一件》，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實際上，李鴻章還是主張另立一個《蒙古稅則》，以期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不過沒有明說而已。
三、《圣·彼得堡條約》使中國蒙古利權全部喪失
正在中國官員們就此問題爭論時，曾紀澤為崇厚所簽條約善后事而出使俄國。曾紀澤赴俄前，光緒帝在通過總理衙門發(fā)給曾紀澤的訓令中強調：“令該衙門（總署）將條約章程等件詳細酌覆，分別可行及必不可行之款奏準后知照該少卿，以便與俄人另行商辦�？v或一時未能就緒，不妨從容時日，妥慎籌商，總期不激不隨，以全大局。”光緒帝告誡曾紀澤：“此次前往另議，必須力持定見，慎重辦理�！盵3]（卷一○九）曾紀澤抵達俄京之后，俄方已料定：由崇厚簽定的《利發(fā)第亞(Liradia)條約》是非改訂不可了。于是，俄政府在其外交要達到的目的方面，確定了兩項內容：
A.俄軍方已確認，將歸還已與中國的帖克斯盆地對俄國并無重大價值，但為顧及俄人之威望及國內輿論起見，此項歸還最好勿以單純之方式行之，應必須議定若干至少令人注目之補償。決不能給國際社會造成一印象，即俄羅斯要求過度之土地擴張之后，而由于中國人之威脅旋又予以放棄。
B.向中國政府要求之補償應于下列各項中求之：
在商業(yè)上利益之補充與發(fā)展中求之；
在松花江航行權利之讓與中求之；
在烏蘇里方面所提邊界之改正中求之。[4](pp.39～40)
曾紀澤自始認定，中俄間的爭執(zhí)就是分界、通商和賠款三端。曾紀澤的談判方針和要達到的外交目標是，以百折不回之力，爭取重新劃界，特別要爭回自伊犁通往南疆之要道。但是，談判的過程并不輕松。俄方以各種條件相要挾，至光緒六年八月，談判面臨破裂。總理衙門與李鴻章商量后，請旨允準，知照曾紀澤：“俄事日迫，能照前旨爭重讓輕固妙，否則就彼不強中國概允一語力爭幾條，即為轉圜地步，總以在俄定議為要。俟有成說，由電請旨遵行。欽此�！盵5](p.3)所謂爭重讓輕，在清政府方面，對輕與重內涵的劃定，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其中起著關鍵作用的有一人——李鴻章。根據(jù)光緒帝諭旨，李鴻章致電曾紀澤：“如伊犁全歸。似松花江行船，西（安）、漢（中）準擇一路，即是爭重讓輕之意，否則尊論爭地爭商各有重處，又即是力爭幾條之意，隨時由電請旨，亦不慮廷臣紛論也�！盵5](p.3)李鴻章從各種外交渠道獲得消息，俄方重在爭商：“巴蘭德與俄使極熟，據(jù)稱，中國愿待俄以鄰近友邦，酌許所要通商各款，令俄愜意，則伊犁界務中國所不愜者較易商改。”[5](p.1)而曾紀澤卻認為，“巴蘭德所說，俄國公使紿騙也。”“洋商精于計算，乃言商重界輕”[5](p.2)。言外之意，這都是外交辭令，不可相信。他主張，對于通商可以從權應允，略示遷就，與疆土來比通商為次，償款為三端中之最小焉者[4]。但中方的這一談判底線全為俄方所洞悉，并為俄方所利用。1880年9月10日，俄國署理外務部侍郎熱梅尼(Aleksandr G.Jomini)在致署理外務部尚書格爾斯(Nikolai K.de Giers)的信中說：“吾人與中國談判之要點乃商務方面之利益，其余一切當附屬之。吾人準備對中國人所做之土地方面之重大讓步，在布策之巧妙手腕中，可成為從中國人方面騙取對我國商務具有真實利益之方法�！盵6]（《熱梅尼致格爾斯函》，1880年9月10日）由于曾紀澤在商務問題上采取遷就的方針，所以俄方在通商方面的新要求，便基本上都反映在《圣·彼得堡條約》中了。俄國商人多年來一直想解決的蒙古市場的問題，也都按照俄方的意愿寫進了《圣·彼得堡條約》里�！妒ァけ说帽l約》（即《中俄改訂和約》）第十二條規(guī)定：“俄國人民準在中國蒙古地方貿易，照舊不納稅。其蒙古各處及各盟設官與未設官之處均準貿易，亦照舊不納稅。并準俄民在伊犁、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及關外之天山南北兩路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由兩國議定稅則，即將免稅之例廢棄。以上所載中國各處準俄民出入販運各種貨物，其買賣貨物或用現(xiàn)錢或以貨相易俱可，并準俄民以各種貨物抵賬�！盵6]（《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這一條是俄國人最滿意的一條，在筆者看來也應是最有爭議的一條。曾紀澤改簽了崇厚的原簽條約，爭回了權益，但他的以出讓商務權益來換取土地的辦法，卻留下了嚴重后患。對此有著清醒認識的是署天津海關道周馥。他強烈批評了曾紀澤所簽的《圣·彼得堡條約》，以及在此約精神指導下對陸路通商章程的相應改動，稱由于簽定了這個條約，“將來俄人之害我恐有甚于他國者”[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之所以如此擔憂，乃是因為曾紀澤所簽新約，對“俄國人民”這一行為主體未加以限制，而且在通商口岸即俄商在對華貿易過程中的活動范圍上，給予了空前的滿足。恰克圖口岸迤西折南、中俄綿延數(shù)千里的邊界上，凡遇城池則可貿易�！霸ㄕ鲁潭砩膛c蒙古貿易注明進口事例尚有限制，此次改訂新章已將進口事例數(shù)字刪除”[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坝钟卸韲嗣駵试谥袊晒诺胤劫Q易照舊不納稅，并準俄民在伊犁、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及天山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之文，彼又何難將運到之茶販往蒙古及沿邊各處？是即不準運銷蒙古亦屬有名無實”[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
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因此，周馥主張：“原定陸路章程有不能不略為通變者。”“若不亟圖通變補訂稅章，非但與各口通商章程土貨一經離口販運，無論華洋商人逢關納稅、遇卡抽厘辦法相刺謬，且各國必謂中國明知此弊掩耳盜鈴，不免從旁竊笑。于通商大局尤為無益。如僅以免征華商厘稅，用為抵制，既與各省關厘稅有損，且凡一切交涉之事，彼之潰我藩籬者，我皆將自變其法度，自主之權漸失，漏卮之杜愈難，似未為善策。”[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認為，鄭藻如補訂稅章之議實系確有見地，并非附和德璀琳之請。《圣·彼得堡條約》簽定后，中俄陸路貿易更難管理，非法偷運磚茶將更難圍堵�！岸砩踢\茶赴恰，雖定明行走之路而執(zhí)照既可欠繳、前后又可騰挪，蒙古內外旗本屬處處皆通，其茶葉之不運往恰克圖者，一出張家口即可任意轉販，是準運與不準運毫無區(qū)別�！盵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圣·彼得堡條約》簽訂后，對俄商偷運磚茶傾銷蒙古的問題，不能光靠厚恤華商，這不是善策，“華商免稅之茶不能敵各國厚資之賈”[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必須從條約上入手，改定稅則為上。周馥再次申請：“請總理衙門將運恰、運蒙執(zhí)照分為兩式。津海關道所發(fā)印花亦分別注明運恰、運蒙字樣”，“磚茶一項既擬加收內地稅銀三錢、運蒙古稅銀七錢，合成一兩。紅茶似應加收內地稅銀一兩二錢五分、運蒙古稅銀二兩七錢五分，合成四兩。另設運蒙聯(lián)照，不分華、洋商人均可請領，仍不準專完內地稅銀運入內地。”[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據(jù)周馥的計算，以直隸為例，就當時轄內所有關卡而言，紅、磚茶兩項所收稅銀數(shù)，較之逢關納稅、遇卡抽厘有贏無絀。至于俄商若“以運茶回國不愿加稅為詞，則補訂稅章正是制其在蒙古售茶之一法，亦即留為華商售茶蒙古之生路”[1]（《總署收署津海關道周馥抄送鄭星使信一件詳述俄商運茶事》，光緒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所擬之策考慮到了稅收、厚恤華商、剝奪俄商壟斷三個方面，較之鄭藻如所擬《蒙古稅則》更為全面，總理衙門理應采納。但總理衙門對周馥呈文之批駁共有五處，批于文眉之上，十分惹眼。結果，周馥之建議并未被采納。
光緒十六年二月赫德又請求總署核查俄商運磚茶的情況。核查的結果如下：
從光緒十一年到十五年每年由天津陸路轉運俄國磚茶數(shù)目（連小京磚茶一并統(tǒng)計）。計開：
光緒十年十一月到十一年(1885)十一月運進磚茶二十五萬零五十七擔；運進小京磚茶八百九十七擔；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到十二年(1886)十二月運進磚茶三十萬零六百七十三擔；運進小京磚茶五千三百七十擔；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到十三年(1887)十一月運進磚茶二十七萬一千七十七擔；未運進小京磚茶；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到十四年(1888)十一月運進磚茶三十四萬零九十一擔；未運進小京磚茶：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到十五年(1889)十二月運進磚茶二十七萬四千四百二十七擔；運進小京磚茶七千八百八十三擔。
以上共運進磚茶一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二十五擔，共運進小京磚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一擔。[7]（《光緒十一至十五年由津運俄茶數(shù)量案》）
該檔案注明，光緒十一年到十五年與前一時期的運量無大變化，但是光緒十年十二月戶部議籌款接濟軍需，所提方案之一是在產茶處所征收茶課。以上所列數(shù)字，正是在大幅度提高茶稅的背景下完成的。還有，這些數(shù)字只是運進天津的，并不知出恰克圖關的數(shù)字。因此，是否全部運回俄國不得而知。
根據(jù)1886年天津海關的貿易報告《Trade Reports》：“本年由陸路運往俄國的茶葉貿易中，紅茶增加了40567擔，較去年約增一半，由同一路線運往的茶磚，增加了55000擔。陸運茶葉貿易這一顯著的增長，是由于蒙古草原牧場異乎尋常的豐盛�！盵8](pp.17～18)1888年的該報告又稱：“經過恰克圖及張家口陸運而至俄的磚茶大為增加。1888年為340091擔，而1887年僅為271007擔�！盵8](p.21)漢口的報告也說，“對俄磚茶貿易已有很大增加”，又有幾家新的俄國商行經營磚茶。這一時期在漢口有四大磚茶廠。制造磚茶的設備也很先進，使用蒸汽為動力。每天生產的磚茶，估計高達數(shù)萬斤。雇傭中國人干活，傭金甚微。有的磚茶廠竟雇傭幾千中國人勞動。
四、簡短的結語
光緒初年發(fā)現(xiàn)的俄商偷運磚茶非法銷售蒙古地區(qū)的問題，歷經十幾年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究其原因，是清政府的對俄外交出了偏差。從原則上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xù)，應當服從于內政的需要。但是清政府的對俄外交卻失去了這個原則�！妒ァけ说帽l約》允許俄商經科布多、尼布楚兩路往來運貨，使中俄陸路貿易商道由天津—恰克圖一線增擴為三條線。所增之中，尤以科布多一線最為重要。這三條線從東、西、中三個方向上鉗住了蒙古地區(qū)，使俄方對蒙古的滲透更為方便。天津海關道管理這么廣大地區(qū)的對俄陸路貿易早已力不從心，希望中央政府與俄談判時能有所作為，以便于地方政府管理。然而這個要求卻被疏忽了。曾紀澤御命赴俄本應還有機會再爭，理應審時度勢，在貿易路線增辟之時，提出制定《蒙古稅則》，取得光緒帝的同意，再與俄談判時力爭達成協(xié)議。可惜，歷史事實不是這樣。
19世紀末沙俄按照它的長期的既定方針，以經濟貿易滲透為主，輔之以其他的各種手段，擴大俄國在蒙古的影響，當清政府意識到蒙古的危機，再圖挽回時，為時已晚。終于出現(xiàn)了辛亥革命前后俄國操縱下的外蒙“獨立”。這一切的源頭之一就是《圣·彼得堡條約》。如何評價曾紀澤也就成了一個新問題，而李鴻章管轄下的天津海關在中俄陸路貿易中的作用的研究確實值得給予注意。
收稿日期：200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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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理衙門清檔：機關01-20宗號31-(9)新編號碼B-1-1[Z].
[8] Trade Reports(Tianjin)[Z].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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