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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從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

時間:2023-02-27 09:36:51 社會學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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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從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

朱學勤:從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

進入二十一世紀,大陸本土一個日益嚴峻的危機,是上下內外的認同危機。為緩解這一危機,主流意識形態(tài)正在退守民族主義,以圖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識。相比過去的空洞教義,能退守民族主義畢竟是個值得肯定的進步。但是,民族主義也是一個有待充實的符號,它究竟應該充實以何種精神資源,方能促進而不是羈絆今日社會的現(xiàn)代轉型?在民族發(fā)生學層面,甚至連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義話語,還是先有民族主義話語而民族存在僅僅是這一話語的建構產物,主客觀孰先孰后,都是一個尚待探討的問題(1)。

就解決認同危機而言,我傾向于哈貝馬斯所說的憲政愛國主義,其積極方面哈貝馬斯本人已有詳盡論證,此處不應由我贅述。本文只能從消極處探討相對憲政愛國主義的另一種認識:一部分知識分子看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退守民族主義,而且回歸傳統(tǒng)文化,即感歡欣釋然,似乎只要回歸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認同危機即告緩解,民族主義的現(xiàn)代難關亦能度過。我將這樣的認識簡稱為文化民族主義。

應該承認,文化民族主義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說“微管仲,吾被發(fā)左衽矣”。但在今天討論文化民族主義,較好的切入口也許是明末清初顧、黃、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場文化反思。這不僅因為先秦“夷夏之辨”從零散的倫理言說發(fā)展到明清之際,終于獲得完整的理論表述;也不僅因為此后文化民族主義也出現(xiàn)過幾次高潮,但無論是理性觸及的深度,還是感性訴諸社會動員的力度,都沒有超過這一年代;還因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藉這一理論發(fā)生了最具爆發(fā)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這場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們今日可以討論的消極因素。

以顧、黃、王為代表的那一時代,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原創(chuàng)力的年代。在無外來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幾乎窮盡了在各個方向上能夠嘗試的突破,誠如牟宗三所言,“斷潢絕港,只差一篙”(2)。所謂“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時代西歐政治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會契約論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哲學成就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論述為例:

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覺,則人維裂矣。(3)

視情皆善,則人極不立,乃至“自陷于禽獸”(4)。壁立萬仞,只爭一線(5)。

這可能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文化民族主義最為徹底也最為極端的論述?鬃友裕骸拔⒐苤,吾被發(fā)左衽矣”,強調中原居民與周圍民族文化位勢的區(qū)別,事關“春秋大義”,即使管仲有違臣德,一士再仕二主,也可以遷就。但到王船山這里,以“三維”定“人極”,“夷夏之辨”不僅是不同民族之間文明程度的區(qū)別,甚至還是人與無機世界的區(qū)別。如此決絕的“夷夏之辨”對于王船山終身不仕老死巖穴,當然有積極的支撐意義,后人應該有悲情的理解。但這樣的“春秋大義”,也潛伏下不能正視其它文化的自閉排外心理。

在這一方面,顧炎武的文化定位較為平穩(wěn)。文化強調的重心,不是落在“夷夏之辨”,而是落在避免“亡天下”的社會崩潰。在顧炎武看來,漢族文化的淪喪比漢族政權的淪喪將具有更為嚴重的歷史后果!拔⒐苤,吾被發(fā)左衽矣”,潛伏的文化優(yōu)先,被顧炎武推向一個驚人突破:“保天下”第一,“保國”第二,甚至可以置后。文化優(yōu)先在這里一路超升,直至超脫為臣為士者對王朝正朔的忠誠。顧炎武有言: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枪手L煜,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6)

這是十七世紀中國政治思想最可寶貴的突破。為維護這一突破的正面價值,現(xiàn)代知識分子大都能警惕并抵制對這一突破的歪曲。那一歪曲集中表現(xiàn)在二十世紀現(xiàn)代漢語里,經常被濃縮為與原意相反的句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睂Υ吮3志X當然是必要的。但在警覺之下,再挖一層深入思考者則較為少見。試想:即使恢復炎武原意,按照他“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這一邏輯鏈,隱含有兩種邏輯后果:一,將國家改建隨王朝輪回全部放棄,聽任“肉食者謀之”;二,國家改建能從保天下的文化認同中自動出現(xiàn)。前一種過于消極,“肉食者謀之”,只會謀出一個王朝輪回,不可能掙脫這一輪回;后一種似乎樂觀,國家改建是文化堅持的自然后果?其實也同樣具有消極成分,值得質疑。

質疑的理由在于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各自具有相對獨立性,一不是相互決定,二不能相互取代。民族國家的改建當然需要文化資源的支持,但至少不會從文化領域自動出現(xiàn)。相反,由于將政治認同的條件維系于對傳統(tǒng)歷史文化的認同--“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還可能出現(xiàn)令顧炎武意外的第三種邏輯后果:只要新朝廷“保國”安定以后,回過頭來跟著你來“保”這個文化“天下”,你怎么辦?新朝改變文化政策,對傳統(tǒng)歷史文化變鎮(zhèn)壓為維護,從戮儒毀廟,一變?yōu)殚_科祭孔,此前因文化認同而建立起來的民族氣節(jié),很可能轉過頭去,隨著對方認同這一邊的文化,這一邊也開始認同對方的新朝政統(tǒng)。這樣一種始料不及的“歷史意外”,還沒有等到乾嘉小儒如過江之鯽,即以三大儒當代視之,在黃宗羲晚年的尷尬遭際中已經出現(xiàn)。

三大儒皆強調“夷夏之辨”,但以黃宗羲較為通達!睹魇?歷志》初稿撰成,黃宗羲曾批評說不該將徐光啟依據西洋方法主持編撰《崇禎歷書》的成就刪略不提:“顧關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制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保7)這樣的通達態(tài)度在王船山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經過他增補,《明史?歷志》增錄了徐光啟等人融會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成就。不過,經過黃宗羲親自審正以及黃氏弟子執(zhí)筆的這部嚴肅史書,最后還是落入“中源西流論”的窠臼:“而西人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圓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圍,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續(xù)千百年之墜緒,亦禮失求野之意也,故備論之!睆那榫w意態(tài)上說,在黃宗羲這里看不到王船山那樣對外來文化的極端排斥,但挖深一層看,他能在正統(tǒng)史書中登錄當時所知的西方科學知識,只是“禮失而求于野”,并未擺脫中國文化的自我優(yōu)越感。

顧、黃、王三大儒中,歷史留給黃宗羲個人的生命時間最為長久,但也給他安排了一個比顧炎武、王夫之更為嚴酷的晚年。他終于活著看到了康乾盛世的開始,看到了這一新王朝在武力層面上“保國”之成功,還看到了這一王朝在精神層面上的成功,幾乎所有的文人士紳都放棄武力抵抗,認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歷史強迫他看到的,還有更為殘酷的第三層:康熙不僅認同了前朝的歷史文化,甚至寬容他對這一文化政策轉向的最初抵抗,從容等待他從巖穴隱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著的自信跟著他來“!逼湮幕疤煜隆绷!這樣的長壽,實際上是歷史的殘酷。歷史之折磨,是把志士仁人的慷慨就義拉長為一場漫長的煎熬,猶如希臘雕像拉奧孔式的無聲呻吟:父子俱為巨蟒所纏噬,從纏身到噬心,一步步伸向他的咽喉部位;為父者既要保護被噬的親子,又要勉力抵開昂然逼上眼簾的蛇之首,人與蟒如此近距離對視,卻又不能一朝解決,撼人心魄。黃宗羲的拉奧孔痛苦,也許能從他下列行為及其反復辯解中得窺一二:晚年不得不與新朝權貴交接,為兒子謀取文職進入史局,尤其是安排學生萬斯同、萬貞一等人下山入京參加《明史》修纂,為爭得歷史文化的編撰權,不惜在政治操守上打一個折扣,等等。論文朱學勤:從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Q9Gbz |(2pzt(#%SP|NEQ4vJ/B.\H數學教學論文_k AWYh ?7h:6:?'^q~Y?

從留下的詩文看,顧、黃、王三大儒中,也確實以黃宗羲在堅守政治操守時付出的身心代價最為長久,所謂血火抗爭,十死一生。即使如黃宗羲這樣令人尊敬的巖穴之士,在康熙轉變文化政策,開科祭孔后,他定位于文化民族主義的政治不合作也終于有所松動,甚至不得不軟化。七十七歲作《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出現(xiàn)這樣的矛盾字句:“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于天啟”,既追述先烈為抗清從容就義,又稱被抗擊者為“今天子”;七十九歲作《周節(jié)婦傳》稱:“今圣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蓋重乎?”新統(tǒng)治者旌揚“綱常名教”,抗爭者則進一步追加認同,從“今天子”而為“今圣天子”。我們當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樣苛責黃宗羲,說他此前五十四歲作《明夷待訪錄》,即埋下變節(jié)伏筆:“黃太沖以《明夷待訪錄》為名,陳義雖高,將俟虜之下問!保8)但是,黃宗羲暮年留下的一些“頌圣之詞”,確是不刊事實,從當時的呂留良攻擊他為“蛟龍變蝌蚪”,到近代的章太炎苛責之詞,以至最近一次的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1986年10月,寧波),都不斷有人提及(9)。

我很難同意今人繼續(xù)沿襲從呂留良、章太炎那里沿襲下來的單一而峻急的道德標準,也不贊成今人以同一理路反過來為黃宗羲的氣節(jié)做曲意回護。道德苛求或曲意回護,都預設有一個很成問題的前提,將歷史道德化,以高調逼人,甚至是以理殺人。這里說的“以理殺人”,當然是從戴震所言的倫理沖突而來,但又不限于此,是應指向一個更深層面:文化價值與歷史環(huán)境的緊張。后一層面比較隱秘,卻更為長久,又時常為人所忽略。而道德苛評之逼窄,要么是牽引人遠離這一層面,要么是在這一層面火上澆油。人們通常只注意歷史的狂濤巨瀾,很難看到驚濤裂岸之后,退潮時分步步收汁烤干,而留在這一空間里的人,幾乎是在忍受蟒身蛇舌的冷火舔噬。所謂拉奧孔的痛苦,不僅具有美學價值,其刺探歷史幽暗的深度,也超過通常的歷史作品,同樣攝人心魄。三大儒中,唯黃氏猶如拉奧孔,生活在退潮之后,忍受蛇舌舔噬,其中年壯懷激烈,晚年曲折松動,都有大不得已之痛。讀黃氏晚年詩,應能處處聲聞拉奧孔無聲呻吟之點滴?如果今人還是從變節(jié)與否的道德詞語去評論此類歷史問題,不僅再一次陷于“夷夏大防”的此膠彼漆,自陷古人泥沼;更為可惜的是,也辜負以英雄暮年內心濁淚凝結起來的這一特殊個案,此一個案郁積歷史文化沖突之信息含量,非尋常人生能夠觸及。而這一信息含量能提醒后人提問的地方,恰恰在于:將民族主義定位于歷史文化,能否使民族主義堅持長久?這不是黃宗羲個人的困境,而是一個古老民族在面臨外族入侵時期的集體困境。

從目前可見的歷史資料統(tǒng)計,漢民族遭遇過多次異族入侵,每一次入侵都激起激烈的反抗,而越往近代推移,越容易把民族主義的氣節(jié)只收縮為歷史文化的認同與堅守。但我們不得不看到,對異族入主中原的集體抗爭,沒有一個能堅持到一個世代以上。即以反抗之持續(xù)這一特殊角度比較,中國可能還比不上一個弱小波蘭。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中國,一國三政,漢奸數量之多,大概只有地球上另一個同樣以歷史文化自負的法蘭西可以比擬。如此難堪的當代記錄,應該迫人深入一步想,這是一個道德機制問題?還是將民族主義定位于文化認同很難避免的內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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