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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辯證理性批判》中關于人的存在
薩特是以思考人的存在狀態(tài)而著名的。在寫作《存在與虛無》時期，薩特是單純從個人 的活動和選擇中去思考人的本質的，因此，這時薩特眼中的人，是處于社會和歷史之外的， 苦悶的、孤獨無靠的人。到了寫作《辯證理性批判》時期，薩特試圖綜合存在主義和馬克思 主義，因而，社會和歷史的范疇開始成為薩特思考人的存在的工具。
人們往往把《辯證理性批判》看作是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而實際上薩特在 《辯證理性批判》中并未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根本就不是馬克思 主義，雖然薩特這時大量使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范疇，但他使用這些范疇只不過是為了完善 存在主義的人學理論。
一 人在歷史中的縱向關系
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薩特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既成結論開始自己的論述，提出，人創(chuàng) 造歷史，同時，人又是他創(chuàng)造的歷史所創(chuàng)造的。從這一點出發(fā)，薩特展開了人的縱向的歷史 關系的探討，試圖從人與先前世代中的人的活動的聯(lián)系中來理解人的存在。薩特認為，人創(chuàng) 造歷史這一點不能局限在個人身上進行思考，作為個體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還不是歷史的動 力。因為，人創(chuàng)造歷史首先是在諸如勞動方式、生活方式等先前實際存在的條件的基礎上進 行的，雖然創(chuàng)造歷史的是人而不是先前的條件，但如果沒有這些先前的條件，人也就無從創(chuàng) 造了，正是先前的條件為人變革歷史的活動確定方向和提供物質的現(xiàn)實性，人創(chuàng)造歷史無非 是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超越先前的條件。
先前的條件是先前世代中人的創(chuàng)造活動的物化，它把不同世代的人聯(lián)系在一起，是先有 了過去人的創(chuàng)造活動才產生了現(xiàn)在的創(chuàng)造活動。對于創(chuàng)造歷史的活動來說，人與他人以及過 去的人是一個綜合統(tǒng)一的總體，正是這個綜合統(tǒng)一的總體才是真正的歷史動力。
人創(chuàng)造歷史，人在歷史的發(fā)展中結成客觀的聯(lián)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也許會說 歷史與我不相干，我并沒有從事創(chuàng)造歷史的活動。事實并非如此。因為，處在社會中的人， 只要活動，無疑就已經將自己的活動投入到創(chuàng)造歷史的總體之中去了，而且，一個人的存在 本身就意味著會有他人的活動來支持他的存在。在這種意義上，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把他納 入到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行列之中了。所以，一切人都是歷史中的人，一切人都在進行著創(chuàng)造歷史 的活動，歷史把一切人聯(lián)系在一起。人們之所以意識不到自己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因為他的 活動往往被其他人的活動所掩蓋。
對于社會集團來說也是這樣。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我們屢屢看到，一個集團的實踐活動 的成果為另一個集團所摘取。比如農民運動的受益者往往是封建地主階級，從而使農民運動 失去了行動的真實意義。但是，在薩特看來，“這并不是說，作為人對歷史的實際作用的那 種行動不存在，而只是說，其達到的結果——即使符合人們自己提出的目標——當人們把它 放到總體化的運動中去的時候，根本不同于它在地方范圍所出現(xiàn)的那樣�！� [1] 因為農民運 動雖然失敗了，封建地主階級重新獲得了勝利，但是農民運動已深深地把它的印記打在歷史 之上，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所以，“人就是這樣創(chuàng)造歷史的，這就是說，他在歷史中把自己 客觀化，又在其中把自己異化；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它是一切人的全部活動的特有的成 績——對人顯得是一種外在的力量，其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們在整個客觀的結果中認不出 他們的行動的意義 ( 盡管局部地看來他們的行動是成功的 ) 。” [2]
人是主體，當然，人在歷史中活動會產生種種異化，但異化只能夠改變人的行動的結果， 卻不能夠改變行動的深刻的實質，人的活動是為了人的對世界的改造。人在改造世界的活動 中雖然必須倚恃于先前的條件和現(xiàn)有的社會環(huán)境，但它們只不過是從屬于人和支持著人的活 動的物質基礎。人在通過先前的條件和現(xiàn)有的社會環(huán)境去改造世界時，恰恰是為了人對這些 先前的條件和現(xiàn)有的社會環(huán)境的超越。而一旦實現(xiàn)了這種超越，人的活動就打開了通向未來 的通路，即通過自己的活動將自己與未來的人聯(lián)系了起來。
人與人在歷史中的這種縱向聯(lián)系，使歷史的發(fā)展呈現(xiàn)為一種連續(xù)的過程，即歷史是世代 人的活動的累積，每一代人都是以其先輩所達到的成果為起點的，是在現(xiàn)有成就的基礎上推 動歷史進一步發(fā)展的。
二 人在歷史中的橫向關系
人在創(chuàng)造歷史中的縱向關系也可以說是人的歷史關系或人與歷史的關系，而人在創(chuàng)造歷 史中的橫向關系則是人的社會關系或人與社會的關系。在改造世界的活動中，當他人為了自 己生存的目的而在他身上實現(xiàn)了某種東西的時，他也通過他人達到了同樣的結果。這樣一來， 他與他人就共同實現(xiàn)了對先前條件和現(xiàn)有社會環(huán)境的超越。薩特說：“人之所以為人，首先 在于對某種情況的超越，在于他能夠做到對別人在他身上所實現(xiàn)的東西反過來有所作為，盡 管他從來沒有在他的客觀化中認識到自己�！� [3]
歷史的發(fā)展一直在不斷地更新和產生著人的關系， 每一代人的實踐都開拓著人的新型關 系的可能性。薩特說：“個人之所以把自己客觀化而且參加歷史的創(chuàng)造，就是因為他超越現(xiàn) 存的情況而趨向可能的領域并且實現(xiàn)所有的可能性之中的一個：于是，他的計劃就具有一種 現(xiàn)實性，雖然本人可能不知道它；同時，這種現(xiàn)實性，由于它所表現(xiàn)和它所產生的矛盾，影 響著事變的進程�！� [4]
人的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是交叉著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人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活動中生成 的關系，當人的橫向關系以可能性的形式存在時，它是隨時準備轉化為此在的未來。在實踐 活動中，人除了要求實現(xiàn)他人在他身上所實現(xiàn)的東西之外，還要求他的活動得到他人甚至整 個社會的支持。當然，他也必須支持著他人的活動，不管他主觀上是否愿意這樣做，但他客 觀上必須這樣做。一般說來，社會有選擇地對人的活動提供支持。以擇業(yè)為例，在現(xiàn)代社會 里，對保健醫(yī)生的公共需要不斷地增加，但從業(yè)人數(shù)卻大大地不足，這對于某些人來說就構 成了一種實際的、具體的和可能的未來，即選擇保健醫(yī)生的職業(yè)。同樣道理，在社會朝著務 實的方向發(fā)展時，人們對物質生活的關注就大大超過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某些人就會放棄 在未來成為哲學家的選擇。選擇什么樣的未來，對于個人來說是直接受著他所能認識到的利 益要求所決定的，社會對他的選擇作出集體性的支持也是基于社會的公共需要并通過給予他 能意識到的利益來進行的。雖然歷史總是向人們打開更廣闊的永遠開放的可能性，但個人只 根據(jù)自己的實際利益行動，因為個人只看到自己的直接利益。正是由于這個直接利益使人們 結合起來，形成了人與人之間復雜的而且有機的社會關系。
薩特認為，就人與歷史的關系而言，雖然，個人創(chuàng)造歷史是無意識的，但是在個人行動 中卻體現(xiàn)了集體的愿望和要求。薩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從未駕駛過飛機的黑人在倫敦 附近的機場上偷了一架飛機，而作為有色人種他是屬于被禁止飛行之列的，這個黑人在慷慨 赴死地駕機飛行時，可能并不是要作一次政治示威，而是以死來反抗他的個人命運，但是他 在選擇赴死的方式時違反了英國人的種族主義禁令，即沖破了他一生下來就被決定了的不準 他飛行的禁令。因而，他在駕機飛行時所表
現(xiàn)出來的是有色人種對殖民者的反抗，是殖民地 人民的集體反抗的一種特殊化，他的行動代表了殖民地人民的集體要求和解放沖動�！斑@個 死亡，同時意味著他的人民的不可能的反抗，所以它也意味著他同殖民者的目前的關系，意 味著仇恨和抵抗的徹底性，最后，意味著這個人的內心的計劃，他的一種簡單明了的自由選 擇——赴死的自由的選擇” [5] 所以說，個人的行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集體， 進而與整個 社會聯(lián)系在一起的。個人的行動反映了集體的愿望和要求，同時這種愿望和要求又包含著社 會深層的歷史趨勢，因而個人的行動就成了歷史運動的象征。一旦個人的行動揚棄自身的特 殊性而走向普遍化，人的橫向關系就成了現(xiàn)實的關系，而且，這個關系甚至成了歷史發(fā)展和 社會運動的基礎。
三 社會集團與個人
在薩特的存在主義看來，歷史是根源于個人實踐的。然而，我們在歷史的運動中經常看 到的是集團的行動。在每一次歷史事變中，都顯示出了集團的力量，即表現(xiàn)為集團之間的沖 突。集團之間的沖突決定了集團的存在和改變，而集團自身性質、結構的改變和矛盾對立的 平衡或非平衡狀況，又決定了歷史事變的方向與進程。因此，歷史發(fā)展的最直接的承載物是 集團，集團是反映在歷史表象上的主體。
但是，集團決不是離開了個人的抽象。薩特認為，對集團在歷史事變中的作用的進一步 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歷史事變的深層是個人在起作用，集團只不過是個人創(chuàng)造歷史的工具和橋梁， 集團也是個人創(chuàng)造的。當然，在個人創(chuàng)造集團的同時，集團又把權力和效力給予個人，接受 這種給予的人也就成了集團的創(chuàng)造物，成了集團的代表和象征。個人永遠是不可還原的因素， 一切集團都銘刻著個人的印記。當集團的結構能夠包容個人的特殊性時，集團中處處都突出 地顯現(xiàn)著個人的特殊性；當集團的內部結構不允許個人的特殊性存在時，那么這個集團無非 是把個人的特殊性普遍化，即集團在整體上表現(xiàn)為個人的個性。因為集團在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領 袖時，往往是把集團個人化了。因此，集團也需要從個人那里獲得理解，或者說，集團無非 是個人的存在形式。
我們知道，薩特的存在主義是關于個人的人的理論，但在《辯證理性批判》中，他又是 把人放置在歷史之中，放置在具體的集團之中的。因為只有在集團之中，個體才需要在理解 自我的同時也理解別人，并且在這種理解中形成集團的結構和實現(xiàn)集團的功能。也就是說， 集團需要統(tǒng)一的理論和原則來規(guī)范集團中的一切個人，而這種理論和原則正是來自于集團中 的一切個人自我理解和理解別人的方式。
薩特認為，集團的形成是根源于外部壓力的威脅，這種威脅使每一個人在別人身上看到 自己，因而把自己的命運也看作是他人的命運。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當法國國王懼怕發(fā)生 一場暴力而把軍隊調到巴黎時，本來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間相互猜疑的巴黎群眾，一下子意 識到國王對他們的不信任，意識到他們即整個巴黎群眾是一個整體，每個人都把對自己的威 脅也看作是對其他一切人的威脅來體驗，認識到在被國王的軍隊包圍了的巴黎，每個人的命 運是同全體人民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們就不再搶劫面包坊而去搶劫軍械庫，從而 武裝起來共同反對國王。由于國王的軍隊已經開進巴黎，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攻克國王在 巴黎的堡壘——巴士底獄。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獄中組成的集團完全是由于國王的 軍隊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這種集團中，“個人之間的聯(lián)結，在其各種真實的形式上， 是在他人那里直接發(fā)現(xiàn)了人們自己的它者性的聯(lián)結�！� [6] 是共同的危險把分散的個人實踐 聯(lián)結成為一個整體的。
總之，在薩特看來，集團并不是超個人的社會實體，集團僅僅是由個人構成的，是個人 的存在形式，集團的產生和存在都是從屬于個人的目的的。所以社會集團與人的關系也就是 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自身的關系。
四 社會集團的類型
社會集團作為人的存在形式并不總是與個人相一致相諧調的，盡管集團是由人結合起來 的，然而一旦人結合成集團，就會出現(xiàn)人與集團之間的矛盾甚至對立狀況，隨著集團的發(fā)展， 集團的內部結構越是有序，集團的組織越是嚴密，人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也就越是嚴重。 就集團是人的存在形式而言，人與集團的對立也就是人與自身的對立。
薩特認為，社會集團主要有融合集團、誓愿集團和制度集團等幾種類型。
巴黎群眾在共同的危險面前結成的集團，是一個“融合集團”，這個集團的特征是，有 統(tǒng)一的目標和行動，那就是“到巴士底獄去！”同時，統(tǒng)一的目標和行動并未抹殺個人的個 性和自由，相反，統(tǒng)一的目標和行動正是個人實踐和自由意志的體現(xiàn)。薩特說：“融合集團 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復�！� [7] 在這種集團中， “每個個人都以一種新的方式發(fā)生反 作用：不是作為個人或他者，而是作為共同的人的個別體現(xiàn)�！� [8]
融合集團只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一旦共同的目標實現(xiàn)之后，融合集團就會曇花一現(xiàn)地 消失了。巴士底獄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為融合集團在恢復了個人自由的 同時必然面臨著遭到個人自由破壞的未來。一切人的個人自由只能夠實現(xiàn)瞬間的結合。如果 去維護集團的形式，個人自由就得不到張揚，而維護個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團。也就是說， 個人可以自由地組成融合集團，也可以自由地退出這個集團。
因此，我們在歷史中經常看到的是另一種形式的集團，即“誓愿集團”。誓愿集團是由 其成員宣誓犧牲自己的自由去保衛(wèi)公共自由而組成的集團。誓愿集團是建立在誓言的基礎上 的。從這種集團的內部機制看，它取決于兩個因素：友愛和恐怖。成員間的友愛可以對個人 起到約束作用，促使個人遵從自己的誓言。但僅僅靠友愛來約束個人并進一步維系集團是非 常不可靠的，它還需要借助于恐怖來強制個人遵從自己的誓言。也就是說，集團需要把外在 的恐怖內在化，向其成員揭示：一個外在的恐怖就存在于他們身邊，他們只有處在這個集團 之中才能抵御這個恐怖。因此，誓愿集團不在于促進友愛，而在于抵御恐怖。
這個集團為了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功能，又必須使其結構組織化，即在集團內部建立起一定 形式的組織，通過工作專門化而提高集團在整體上的有機性能。這樣一來，集團就形成了某 種綜合的權力，以致于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都不得不服從某一威權的強制性支配。這時，集 團的行動就不再具有出于個人自由選擇的自發(fā)性了，集團共同目標的實現(xiàn)也有賴于成員之間 的越來越細的分工，而分工把人形式化和抽象化，割斷了人與人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因而，在 集團的內部產生了與集團相對立的因素，隨著這種因素的增長，威權的力量越來越小，以致 于集團隨時都有可能把威權作為個人權威來加以否定，并進而導致集團的瓦解。
為了在威權衰落的情況下繼續(xù)保證集團的存在，誓愿集團的組織性就需要被制度化，那 些凌架于集團之上的威權也就會因制度化而被鞏固。誓愿集團的制度化也就是“制度集團”。 在制度集團中，個人就如機器中的一個部件被固定在他的工作中，所謂集團的共同目標成了 他在工作中必須履行的狹隘義務，作為個人自由的目標卻對于他陌生起來，因而實踐成了外 在于他的異化，即成為
一種反個人自由的反實踐。
制度集團是官僚化的溫床，因為，集團為了使越來越廣泛的分工和越來越分散的活動統(tǒng) 一為集團的共同行動，就必須在集團內部分化出一批專門從事組織和管理工作的官僚，建立 起能夠發(fā)揮集團功能的官僚機構。這樣一來，人與制度的對立就進一步演化成了人與人的對 立。可見，從融合集團到誓愿集團再到制度集團的發(fā)展，是人的存在的形式化，這個過程是 人不斷獲得其本質的過程，但也是人的異化的過程。發(fā)展到制度集團，當人與人相對立時， 實際上也就成了人與自己的對立，當這種對立達到一定程度時，人們要求揚棄異化、反對對 立和改變自身存在的要求重新激化，因而歷史出現(xiàn)新的一輪循環(huán)。歷史的發(fā)展就是在人的存 在方式的這種變更中實現(xiàn)的。
至此，我們看到，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表面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運用社會歷史 等范疇去探討人的存在問題，實際上，他的結論并未超出《存在與虛無》，因為，在薩特眼 中，人在社會歷史中的存在，即人的社會存在對于個人來說只是種異化，他是人必須加以接 受的本質，但卻是人的自由的障礙。所以，薩特自始至終都是悲觀的、苦悶的、無可奈何的 存在主義者，而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注：
[1] [2] [3] [4] [5] 《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 1963 年版 , 第 67 頁 , 第 68 頁 , 第 69 頁 ,
第 71 頁 , 第 81 頁。
[6] [7] [8] 《辯證理性批判》倫敦 1976 年英文版 , 第 353 頁 , 第 401 頁 , 第 3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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