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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秦檜歸宋的討論
金人如何放秦檜歸宋，若能留下詳實的歷史記錄，反而應(yīng)是怪事。誠如已故愛國歷史學(xué)家劉子健先生早已指出，“一般印象總疑心秦檜是女真金人的奸細(xì)”，“這只是懷疑，并沒有實證”。劉先生的思路是“從他的親戚里去找，線索有了”。“秦家和他們的親戚，有的幫宋高宗，有的幫劉豫，私下聯(lián)系，兩頭活動”。①盡管沒有直接證據(jù)，但史學(xué)家們一般還是認(rèn)定秦檜就是奸細(xì)，例如被公認(rèn)為是中國宋史界泰斗的已故的鄧廣銘先生，就在其《岳飛傳》（增訂本）第８０頁中使用了“女真貴族陰遣漢奸秦檜歸南宋”的標(biāo)題。近年來，對秦檜是奸細(xì)提出異議者，是何忠禮先生，他在《岳飛研究》第４輯《〈老學(xué)庵筆記〉中所見的秦檜》和《南宋史稿》第８１至８４頁中，主要是以陸游的《老學(xué)庵筆記》為證，他說，“秦檜南歸，事關(guān)重大，但人們對他所以能夠南歸的原因，且眾說不一，從而成了歷史的懸案。一種人以為秦檜自己設(shè)法逃歸的；另一種人則認(rèn)為是金人為從內(nèi)部破壞南宋的抗金戰(zhàn)爭，故意將秦檜作為內(nèi)奸縱歸的”�！胺治錾厦鎯煞N說法，我們認(rèn)為，盡管秦檜南歸后，堅持對金屈辱投降的路線，犯下了種種罪行，其所作所為，在人們看來，確實很像是一個金人打入南宋內(nèi)部的奸細(xì)，但是平心而論，朱勝非在《秀水閑居錄》中所說的話，是頗多疑問的”�！翱墒�，與秦檜生于同一時代的‘朝士’，且見多識廣，力主抗戰(zhàn)，對秦檜又極無好感的陸游，卻作了與朱勝非截然相反的記載。應(yīng)當(dāng)特別指出的是，陸游撰《老學(xué)庵筆記》已是秦檜死后四十年以后的事，此時檜之冰山已倒，兇焰早息，揭露秦檜生前的種種罪行，已經(jīng)無所顧慮，陸游更無必要為他諱護。故與《秀水閑居錄》相比較，《老學(xué)庵筆記》和《中興遺史》所載秦檜由金方逃歸事，其可信程度確實要高一些”。今將《老學(xué)庵筆記》卷１載：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jiān)軍（完顏撻懶）？’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zé)，雖死不憾。若逃而歸，雖欲貸，不敢矣�！煊闷溲�，告監(jiān)軍，監(jiān)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后禍福也�！O(jiān)軍遂許之。”①《兩宋史研究匯編·秦檜的親友》第１４５頁。
１
首先，從年齡上說，陸游與秦檜雖仍是耳目相接，卻不能算“同一時代的‘朝士’”。何忠禮先生認(rèn)為陸游“無必要”為秦檜“諱護”，是有道理的；但說“與《秀水閑居錄》相比較，《老學(xué)庵筆記》和《中興遺史》所載秦檜由金方逃歸事，其可信程度確實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為從時間上說，后兩書出現(xiàn)較晚，決非兩個作者親歷現(xiàn)場，了解秦檜歸宋的底細(xì)，無非是得之道聽途說。《老學(xué)庵筆記》的成書大約在秦檜死后三、四十年，①時間相隔不近。如果稍為了解一點金史的話，依金太宗時的政制，就元帥左監(jiān)軍完顏撻懶在“東朝廷”的地位而論，他放一個秦檜歸宋，絕對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根本無須承擔(dān)多少政治責(zé)任。上引記載的對話，如“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之類，就是不合情理的。這就多少反映了道聽途說的不可信。
朱勝非與陸游不同，是與秦檜同時代的宰相，他與呂頤浩的私人關(guān)系不錯，而與李綱、趙鼎、秦檜等人都有嫌隙，這些在《秀水閑居錄》中所反映。但何忠禮先生說他“力主和議，政見本與秦檜一樣”，卻是不符起碼的史實。朱勝非任相期間，最重要的政績之一，是堅決主張并支持岳飛軍克復(fù)襄漢。紹興五年（公元１１３５），宋高宗依趙鼎的建議，命令前任宰執(zhí)上奏，條陳對金政策。從《三朝北盟會編》所載的朱勝非奏看來，他的主張是與李綱、呂頤浩等人相似的，而與他們相對立的正是秦檜和汪伯彥。今摘引朱勝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話如下：
“今內(nèi)外勁兵無慮三十萬眾。兵既眾矣，患無可作之氣，今則勇氣可作。氣既作矣，患無可乘之機，今則機會可乘。不于此時，速謀進(jìn)取，使既作之氣復(fù)墮，當(dāng)乘之機復(fù)失，以數(shù)年嘗膽之勤，為一旦噬臍之悔，可勝惜哉！”②
如果硬要將朱勝非歸之于投降派，豈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禮先生引用《秀水閑居錄》，摘自《中興小紀(jì)》卷９，其實，此段文字經(jīng)清人修《四庫全書》時篡改，如將“撻辣”改譯為“達(dá)蘭”，“虜”改為“金”之類。他另在注中說：“《會編》卷二二０所載略同。”這里涉及一個如何用較原始的記錄和版本的常識性問題，即應(yīng)當(dāng)盡量避免使用《四庫全書》。今存較原始的《秀水閑居錄》有關(guān)摘錄正見於《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０，因為此段文字未經(jīng)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禮先生對此問題似乎并不在意，類似的情況在《南宋史稿》中并不罕見，這只怕有一個史學(xué)的基本素養(yǎng)問題。以下摘錄《會編》原文，從秦檜拜相開始：
“未幾，檜果相。次年，植黨以排呂頤浩，上乃悟，盡逐其徒，檜亦罷政。前一日，召當(dāng)制學(xué)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xùn)|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钶d之制詞。至四年，虜使李永壽、王翊來聘，①參見中華書局標(biāo)點本《老學(xué)庵筆記》前言注①。②《三朝北盟會編》（以后簡稱《會編》）卷１７６，按眾宰執(zhí)上奏時間，《會編》系于紹興七年，應(yīng)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后簡稱《要錄》）卷８７紹興五年三月所載為準(zhǔn)。
２
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虜北去，為彼大酋撻辣郎君任用。虜騎渡江，與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別業(yè)在濟南府，為取數(shù)千緡，贐其行。其后撻辣統(tǒng)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倫奉使至其軍中，數(shù)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于虜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jiān)己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按何宗禮先生摘引的《中興小紀(jì)》文字無開頭到“正與檜語合”一段，亦無“其后撻辣統(tǒng)兵”到“出于虜意也”一段，“婢仆亦如故”的“如”作“無”，當(dāng)然以“如”為優(yōu)。朱勝非的記錄旨在說明秦檜“北人歸北”的建議乃“出于虜意也”，這當(dāng)然是證明秦檜身份重要線索。此外，“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jiān)己者，奪舟來歸”，這當(dāng)然也是秦檜自己留下了重要的破綻。
何宗禮先生說：“只要具體分析一下朱勝非的這段話，就會知道其攻訐成分多于事實，不足令人憑信�！彼志唧w分析說：“勝非閑居八年，紹興十四年（１１４４）卒�！堕e居錄》正是他晚年退居秀水（今浙江嘉興）時作。但是，本書既有不利于秦檜的內(nèi)容，在勝非生前是決不可能流傳于世的，反之很難說沒有后人附益之辭，這是疑問之一。楚州距濟南有上千里之遙，未知金人豢養(yǎng)秦檜為奸細(xì)，何必非從那里取王仲山別業(yè)之錢以贐其行？這是疑問之二。有宋銅錢，一緡重五斤。千緡則達(dá)五千斤，檜長途跋涉去南宋，讓他攜帶這么重的貨幣以行，未知為了達(dá)到什么目的？若謂并非銅錢而是金銀，勝非又安得而知之？這是疑問之三。宋代國史及秦檜《北征紀(jì)實》皆言檜借故逃脫，并未有“自言殺虜人之監(jiān)己者，奪舟來歸”之語，而勝非為何要作如此記載？這是疑問之四。”
按《宋史》卷２０３《藝文志》著錄有“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二卷”。《文獻(xiàn)通考》卷２１７載：“《秀水閑居錄》三卷，陳氏（振孫）曰：‘丞相汝南朱勝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時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此段是摘錄《直齋書錄解題》卷１１。今存《說郛》 ４１有此書殘編七條，類似筆記小說。按朱勝非最后“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而病死，①并非寓居秀州，即今嘉興，何宗禮先生說他“晚年退居嘉興”，系誤。至于他何時寓居宜春縣，已難于稽考。宋人對《秀水閑居錄》的作者并未提出懷疑，如《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大史書中都廣泛引用此書，李心傳又往往在《要錄》注中作了考辨和取舍。據(j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４４紹興十二年三月乙卯注，可知《秀水閑居錄》中時間最晚的一條記載，可能是敘述當(dāng)年科舉的舞弊：“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侄預(yù)選者數(shù)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癫蝗灰樱 崩钚膫髟谧⒅幸么苏f，是作為正文的依據(jù)。誠如何宗禮先生的①《要錄》卷１５２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１５。
３推斷，《秀水閑居錄》得以躲過當(dāng)時很厲害的文禁，是很不容易的，但此書畢竟在文禁后傳世了。
何宗禮先生認(rèn)為，“很難說沒有后人附益之辭”，作為“疑問之一”，是有可能的，但應(yīng)當(dāng)按照胡適先生早已提出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原則，進(jìn)行求證。李心傳在《要錄》注中已經(jīng)對《秀水閑居錄》的記載正誤有所考辨，卻沒有提出“后人附益”的問題，八百年后的今天，只怕更難以作“小心的求證”。
至于何宗禮先生的第二、三條疑問，似并不涉及多大的實質(zhì)性問題，但據(jù)秦檜自撰的《北征紀(jì)實》，他從金人那里逃歸，是“許重賂”于“舟人”，到達(dá)宋軍寨中，“有副將劉靖者，宿議相圖，以取囊橐”。①此處不妨引用《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０《中興姓氏錄》的記載：
“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jié)和議，為內(nèi)助。檜至漣水軍賊丁 寨。諸將度曰：‘兩軍相拒，豈有全家厚載逃歸者，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宜速誅之，以絕后患！’賊軍參議王安道、機宜馮由義力保護之�！�
按何宗禮先生說：“還有兩種是無名氏的《林泉野記》和《中興姓氏錄》，不過他們的說法與《秀水閑居錄》大同小異，基本上是沿襲《秀水閑居錄》而來的。”此說又是缺乏“小心的求證”的一例，說是“沿襲《秀水閑居錄》”，其實是難于拿出什么依據(jù)的。參對上引的兩書文字，顯然找不出“沿襲”的蛛絲馬跡�！督ㄑ滓詠硐的暌洝肪恚常附ㄑ姿哪晔滦廖醋⒁读秩坝洝返奈淖峙c《中興姓氏錄》相近，此處不再重復(fù)摘錄。依據(jù)秦檜自述與另外三書的記載，可知秦檜歸宋時，確是“囊橐”甚豐，“厚載”本身就有可疑的成份。
關(guān)于何宗禮先生的第四條疑問，即“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jiān)己者，奪舟來歸”，確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從秦檜自撰的《北征紀(jì)實》中，只怕難以尋找答案。因為從今存互相矛盾的記載看，秦檜前后說法不一，其實是謊話不圓，而不得不屢易其說，而《北征紀(jì)實》則是最后的定稿。據(j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３９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載：
“秦檜入見。……檜自言殺監(jiān)己者，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zhí)于政事堂，翊日引對�！�
何宗禮先生說“宋代國史及秦檜《北征紀(jì)實》皆言檜借故逃脫”，其實，宋代的官史除會要外，都已佚失，但上引《要錄》的記載，應(yīng)視為今存較原始者，何宗禮先生似不應(yīng)視而不見。此外，《宋史》卷４７３《秦檜傳》大致是抄自南宋修撰的紀(jì)傳體《中興四朝國史》，此傳說：
“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jiān)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何）、（孫）傅、①《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４
（司馬）樸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jiān)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zhì)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檜的南歸之說最初就講得合情合理，就沒有那么多人引起懷疑了。何宗禮先生對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提出的第四條疑問，正在于自己沒有認(rèn)真閱讀史料�！侗R溪文集》卷４７《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閣向公行狀》載，向子 對胡安國說：
“與檜同時被執(zhí)軍前，鮮有生也。獨檜數(shù)年之后，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奸能若是乎！”①
研究秦檜南歸，必須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后跨四個年度的相關(guān)記載。何忠禮先生寫道：“爾后，金太宗‘高其節(jié)’，以賜其弟左監(jiān)軍撻懶為任用。”“高其節(jié)”三字見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盡管是古代史書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傾向性還是十分明顯。實際上，“高其節(jié)”當(dāng)然是不準(zhǔn)確的，準(zhǔn)確的用語應(yīng)是“變節(jié)”。同時被俘的宋朝官員到北方后，都守節(jié)不屈，而秦檜卻是唯一的例外�！毒缚蛋奘饭{證·呻吟語》載：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虜遷從官陳過庭等至顯州，惟秦檜依達(dá)懶，居留弗遣�！�
時顯州已升廣寧府，②此處仍沿用舊名，為今東北遼寧北鎮(zhèn)縣。陳過庭等人被流放到那里受苦，唯獨秦檜卻“依達(dá)懶”，而留在號稱“東朝廷”所在地的燕京。③這是被俘宋人的記錄，可見秦檜在充當(dāng)俘虜當(dāng)年，即很快變節(jié)投敵�！抖鯂�?續(xù)編》卷２０《鄂王傳》記述秦檜的事跡，固然有綜合其他記載的成份，此處不必贅錄，單引不見于他書的一條記錄：
“親王（鄆王趙）楷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方來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吳，嘗言之蜀人，謂兀術(shù)嘗招檜飲，其家亦與焉。兀術(shù)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 嗟嘆，亦有掩泣者，兀術(shù)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
完顏兀術(shù)是以主戰(zhàn)著稱的，秦檜居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與“左右侍酒”的趙宋“貴戚王公之姬妾”適成鮮明對照，亦足見秦檜在女真貴族心目中的地位。洪適（音kuo）所撰其父洪皓行狀，今見于《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１和《盤洲文集》卷７４《先君述》，①此條為《要錄》卷１３６紹興十年六月乙丑所引用�！兑洝纷飨蜃印�。②《金史》卷２４《地理志》。③“東朝廷”之說見《會編》卷４５《金虜節(jié)要》。
５洪皓是個被譽媲美蘇武的宋使，據(jù)行狀說：
“初，虜圍楚州，久不下。時秦留粘罕所，虜使之草檄諭降，有室 者在軍，知狀。先君與秦語及虜事，因曰：‘憶室 否，別時，托寄聲�！厣兌T。明日，侍御史李文會論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饒州�！�
此段記載的錯誤，在于說“秦留粘罕所”，按金朝攻楚州的主將是完顏撻懶，應(yīng)是在完顏撻懶手下充任用和參謀軍事時，為金人草檄。從前引《靖康稗史箋證·呻吟語》的記載看來，秦檜是一直在“東朝廷”完顏撻懶手下，而未到云中的“西朝廷”完顏粘罕那里。當(dāng)時完顏兀術(shù)也是燕京“東朝廷”，故有設(shè)宴款待的事�！督ㄑ滓詠硐的暌洝肪恚常附ㄑ姿哪晔滦廖醋⒁册槍Υ硕斡浭抡f：“時粘罕在云中，何由使草檄，或即撻懶使之。”盡管此條記載有誤，但秦檜為金人“草檄諭降”，應(yīng)是事實。楚州之戰(zhàn)是建炎時最英勇、最悲壯的保衛(wèi)戰(zhàn)之一，全城軍民在趙立的指揮下，義不茍生，與秦檜的行為適成鮮明對照�！抖鯂�?續(xù)編》卷２０《鄂王傳》又有所補充，說：
“或言檜嘗為虜酋作檄文，有指斥語。”
所謂“指斥”，即“指斥乘輿”之縮寫，即檄文中有斥罵宋高宗的言語。與上引幾條記載不同者，是宋使張邵歸來后的上奏�！度泵藭帯肪恚玻玻矎埳坌袑嵳f：
“其見撻懶于昌邑也，遇秦丞相間行南歸，班荊路隅，泣涕相勉，詞氣奮烈，秦公為之側(cè)目�！雹�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５９紹興十九年四月丙寅有張邵上奏：
“唯師臣檜蘊精深高世之識，灼見南、北兩朝事體，別白利害，力贊陛下兼愛赤子，敦講和好，用息兵靖難，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異類亦能知之；非特史能書之，黨庠家塾、雜記小說亦能書之。顧有陰功隱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請得言之焉。臣于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敵軍，適逢檜于路，策蹇衣褐，有憔悴色，蓋被執(zhí)而訓(xùn)童蒙，以給朝夕。亦猶蘇武食窖中氈雪，賴以活其命，留為今日中興之用。其后臣益北徙，至金所謂中京者，已而二圣稍東，有隨駕醫(yī)官七、八輩，因留而居，一日，過臣言：‘秦中丞已間行南歸矣。’有滎（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曾為徽宗皇帝撰長書，抵金帥粘罕，引大義以譙責(zé)之，粘罕有慚色�！诩俺寄蠚w渡江，有為臣言，曾有自金傳寫，得其書稿觀之者，今士①《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xù)稿》卷２５《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公（邵）神道碑》有類似記載。②《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xù)稿》卷２５《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公（邵）神道碑》說：“檜在中京，嘗代徽宗皇帝移書粘罕，述海上盟約及講和利害，結(jié)好基此�！贝颂幷f秦檜為宋徽宗“移書”的地點是在中京，但從上引張邵奏看來，并無中京的地點。
６
大夫間往往有之。臣親見子厚言其事如此，則知檜昔在金固有陰功隱德，及于天下社稷者多矣，特恥自炫，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
從此段文字看來，張邵拍“師臣秦檜”馬屁之意，已躍然紙上。在張邵被金人放回之初，曾建議迎請宋欽宗，因此得罪秦檜，被言官彈劾而一度貶黜。①此次上奏，無非是為利欲所驅(qū)使。其中敘述秦檜“策蹇衣褐”等情況，就很難認(rèn)為是可信的。史稱張邵“自楚州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jiān)軍完顏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②昌邑是濰州的屬縣�！端问贰肪恚常罚场稄埳蹅鳌氛f：“初，使金時，遇秦檜于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jié)，議者以是少之�！钡魧埳鄞朔萆献噙M(jìn)行分析，卻也可推知了一個基本史實，即自秦檜變節(jié)降金后，就一直追隨著完顏撻懶，完顏撻懶到濰州，他也跟隨到濰州，所以才能在那里見到出使的張邵。至于張邵行實說他出使時，“遇秦丞相間行南歸”，顯然是不確的，張邵出使在建炎三年，而秦檜南歸在建炎四年，應(yīng)以張邵本人的上奏為準(zhǔn)。他是到達(dá)中京大定府后，才得知秦檜“南歸”的。③
關(guān)于張邵奏中提及的秦檜為被俘的宋徽宗起草上完顏粘罕書，其實是搖尾乞憐之詞，但各書記載不一，或說是宋徽宗起草，經(jīng)秦檜修改，或說是秦檜起草，此事后來在秦檜上奏中也承認(rèn)，在此不必多論。④按《宋史》卷４７３《秦檜傳》之說，宋徽宗的上書是“檜以厚賂達(dá)粘罕”，此說其實也反映了秦檜在金朝的特殊地位。
另一個值得考慮的疑點，是秦檜南歸時攜帶的“親信高益恭”�！督ㄑ滓詠硐的暌洝肪恚常附ㄑ姿哪晔滦廖醋⒊浟恕吨信d遺史》，并說明其正文系“以趙 之《遺史》及檜《北征紀(jì)實》參修”�！兑洝返奈淖纸�(jīng)清人篡改，今查對《三朝北盟會編》卷１４２，其中關(guān)于秦檜南歸的敘事，其實就是照抄《中興遺史》，而未經(jīng)清人篡改。原文太長，而且比《要錄》注中詳細(xì)，今僅摘錄直接的記事于下：
“檜為任用，又隨行作參謀軍事，又為隨軍轉(zhuǎn)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州陷，孫村浦寨金人紛紛爭趨入楚州。檜常以梢工孫靜為可與語，遂密約靜于淮岸，乘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為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shù)人，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①《會編》卷２２２張邵行實，《要錄》卷１４９紹興十三年八月庚子，丁未，卷１５０紹興十三年九月丁卯，《齊東野語》卷１３《張才彥》。②《要錄》卷２８建炎三年九月丙辰。③《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說：“茍如張邵所奏，謂檜自中京間行南歸，則無是理�！卑磸埳圩嗖o此說，此是李心傳讀書粗心所致，④《會編》卷２１１《北狩行錄》，卷２２０《中興遺史》，《要錄》卷１６建炎二年六月，卷１６５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戊戌。
７
依《中興遺史》之說，秦檜與陳過庭等其他被俘官員不同，確是變節(jié)降敵，但又是在楚州逃歸的。《三朝北盟會編》卷１９７另引一段《中興遺史》：
“初，秦檜在虜中，與撻懶相善。檜還朝為宰相，知撻懶封魯王。檜欲間撻懶，使貳，乃令高益恭赍書與撻懶。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隨朝。檜授以承信郎，令赍書賀撻懶封魯〔王〕，勸撻懶就封，以治魯?shù)�，且己為南朝宰相，〔可〕以相�?yīng)。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令（冷？）莊金人寨，取投（交收）文字。光世令漣水軍山寨統(tǒng)領(lǐng)官王勛，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據(jù)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殺勛。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勛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為人所告，金人遂殺撻懶一族良賤八百余口，而益恭以烹死�！�
此段文字又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３０紹興九年七月己卯朔注。李心傳只是在注中說：“祝友據(jù)楚州紹興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誤�！卑辞貦u初相是在紹興元年至二年，完顏撻懶是在“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①天會十五年即紹興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劉光世軍其時早已改為駐守淮西，他又于當(dāng)年罷兵權(quán)。秦檜是在紹興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再相，完顏撻懶又在天眷二年，即紹興九年（公元１１３９）的政變中被殺。由此可知《中興遺史》記載之差誤。但《三朝北盟會編》卷１７２引秦檜紹興五年上奏，卻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臣頃歸朝廷，妄進(jìn)狂瞽，令劉光世通書虜酋，說其利害，以為得地則歸（劉）豫，失亡則在虜。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果退師。……繼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攜酋長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dāng)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tǒng)眾，款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圣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dāng)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俾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后所遣使，始不拘留�！雹�
秦檜所說“令劉光世通書虜酋”是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他歸宋后不久的事，有北京圖書館藏《 王劉公家傳》卷３為證。他所說“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是指紹興二年（公元１１３２）金人放回宋使王倫的事。由此推算，“俾益恭北還”的時間大致是在紹興元年（公元１１３１）至二年，大約是秦檜初次任相期間。完顏撻懶被殺是在高益恭歸金后七、八年的事，從今存各種記載看來，當(dāng)然與高益恭投書無關(guān)。①《金史》卷４《熙宗紀(jì)》，卷７７《撻懶傳》。②《會編》說此奏上于紹興七年，今據(jù)《要錄》卷８７紹興五年三月考證，應(yīng)上于紹興五年。③《會編》卷１４２，《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中興遺史》。
８
秦檜被俘北上時，“小奴硯童與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隨行。③他歸宋時，除了上述三人外，又增加了“燕人”“親信高益恭”。但秦檜奏中卻說是“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當(dāng)時將原遼朝統(tǒng)治區(qū)的漢人稱“漢兒”。秦檜把高益恭帶到南方，又放回北方，并且詭稱他只是被俘者，而不承認(rèn)此人是自己帶回的“親信”，這種掩人耳目的手法，當(dāng)然也是一大疑點。
研究歷史，忌諱孤證，尤其不能回避與自己論點相悖的史料，這是一條常識性的通則。上引一些與何宗禮先生論點相悖的史料和論證，并不是新論，早見于鄧廣銘先生《岳飛傳》（增訂本）、劉子健先生的《秦檜的親友》以及筆者的一些論著中。何宗禮先生主要是注意了《老學(xué)庵筆記》的孤證，似乎是對秦檜不是奸細(xì)提出了新說，但由于對上述史料和論證采取了回避態(tài)度，只怕就難以成為有力的新說。
正如本文在開頭所說，金人如何放秦檜歸宋，若能留下詳實的歷史記錄，反而應(yīng)是怪事。但若能分析以上所述的各種疑點，包括“其后虜使李永壽、王詡來，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合”，①人們判斷秦檜是奸細(xì)，大致是沒有冤枉他的。當(dāng)紹興八年，秦檜獨相，力主對金屈辱和議時，臨安府有百姓出榜帖：
“秦相公是細(xì)作！”②
常言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足以反映當(dāng)時民眾對秦檜身份的評判。但既然傳世的史料不可能提供秦檜是奸細(xì)的過硬證據(jù)，就留下了人們討論這個問題的空間。本文論證如有不當(dāng)，歡迎徐規(guī)先生、何宗禮先生或其他同行批評和指正。①《鄂國金?續(xù)編》卷２０《鄂王傳》。②《朱子語類》卷１３１，《朱文公文集》卷９７朱松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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