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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通向詩學的一個中介
理學家雖然重道輕文，但孔門本有《詩》教傳統(tǒng)，自稱得孔孟道統(tǒng)真?zhèn)鞯睦韺W家，又怎能忽視儒家詩教？為了將詩學納入理學體系中，《詩經(jīng)》這部古代詩歌的總集就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了理學家表達其詩歌觀點的合適媒介。宋代理學家一方面將其改造為修身養(yǎng)性、闡釋理學思想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借此表達了他們對詩歌創(chuàng)作、欣賞的觀點。當理學文化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強大思潮的時候，勢必對宋代詩學思想產(chǎn)生影響。一
宋代理學家的《詩經(jīng)》研究狀況與宋代理學的產(chǎn)生、成熟和繁盛基本同步，也是與宋代疑經(jīng)復古思潮相一致的。所謂疑經(jīng)是指對漢唐儒學的不滿，因此要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以追復孔門圣教本旨為目的，這就是復古。在釋古中開新，從而創(chuàng)立了與漢學并立的宋學。理學作為宋學的核心，其鮮明的學術(shù)、思想特點也體現(xiàn)在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詩經(jīng)》的研究中。
理學開創(chuàng)期的所謂“北宋五子”中，由于學術(shù)理論旨趣的差異和所憑借的思想資源的不同，周敦頤和邵雍沒有專門涉及《詩經(jīng)》的言論，張載和二程在泛覽百氏后返諸六經(jīng)，盡管其理學思想的主體構(gòu)造依據(jù)不在《詩經(jīng)》，但對《詩經(jīng)》都有言論涉及。其基本特點是將《詩經(jīng)》作為修身養(yǎng)性的經(jīng)典，而不同于漢儒的以《詩》為政。相應(yīng)地在解《詩》方法上就不重訓詁而強調(diào)涵泳吟誦，對漢儒以比興為美刺的觀點也不重視，所突出的是“興”，是《詩經(jīng)》對人道德情操的興發(fā)感動作用，由此返歸孔門詩教，特別重視孔子“思無邪”的論《詩》宗旨，通過讀《詩》興起人的善心，以達于修、齊、治、平的目的。在讀《詩》態(tài)度上強調(diào)平心靜氣、從容涵泳，認為圣人經(jīng)典本平易，不必象漢儒那樣以艱險求《詩》，曲意比附，從“詩言志”的觀點出發(fā)，體味詩人之志意。總之，是以性理論《詩》，表現(xiàn)了理學的特點。他們的這些觀點也被其后學所繼承，但張載、二程和程門弟子都沒有解《詩》的專門著作。到了南宋，伴隨著理學的繁盛，具有鮮明特色的理學《詩經(jīng)》研究著作也多起來，并最終產(chǎn)生了《詩經(jīng)》研究史上劃時代的著作，即朱熹的《詩集傳》。
南宋有特色且能代表各學派觀點的理學《詩》學著作有三部：朱熹的《詩集傳》、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和楊簡的《慈湖詩傳》。
傳統(tǒng)上以尊毛《序》與否將宋代《詩經(jīng)》研究分為兩派。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以其堅定的尊序立場受到后來比較保守的學者的尊崇。但呂氏雖堅守毛鄭，本序說詩，在采錄毛鄭以來漢學諸家注疏的同時，也間或采錄朱熹早期宗毛鄭時的詩說，然后折衷眾說，融會貫通，提綱挈領(lǐng)，提出一些超出前人的見解，且于名物訓詁較為詳悉，這是其受到后人重視贊許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其的一個重要貢獻。但呂氏此書的主旨已大不同于漢儒，其重要標志就是，呂祖謙是一個理學家，其論《詩》的目的與一般理學家是相似的，因此他在《詩記》的開頭就盡量征引張載、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論《詩》言論作為讀《詩》的綱領(lǐng)，也將《詩經(jīng)》作為修身養(yǎng)性的圣典，而且在對《詩經(jīng)》的重視程度上比朱熹還強烈，因此也在維護《詩經(jīng)》作為孔門圣經(jīng)的態(tài)度上比較堅定，這也是其尊序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融合漢學與宋學的基礎(chǔ)上，呂祖謙的《詩》教觀點實際上與孔子更為接近。既重視《詩經(jīng)》在心性涵養(yǎng)中的功用，也不廢《詩經(jīng)》在增加實際知識方面的作用，又突出了其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實用價值。這可以從浙學后學袁燮的《毛詩經(jīng)筵講義》看到。袁燮雖號稱陸學弟子，實際上還受到文獻派和功利派的影響，與呂祖謙一樣學術(shù)思想呈現(xiàn)出“駁雜”的特色，而在強調(diào)事功方面正是繼承了呂祖謙以來的浙學的總特點。（注：參見崔大華《南宋陸學》第三章第二節(jié)有關(guān)袁燮的論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ｊｉé＠①齋毛詩經(jīng)筵講義》在帶有心學解《詩》的色彩下，突出的是《詩經(jīng)》的政治功能。認為《詩經(jīng)》是“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shù)之微。詩之功用如此�！盵1]所以他認為“《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1]
朱熹的《詩集傳》因其鮮明的理學色彩得到后世奉程未思想為正統(tǒng)的人士推崇，也因棄小序解詩的立場受到后世尊崇漢學的一些人的非難。其實在宋代尊序廢序的爭論中，朱熹并不是最激烈的一位，在對于毛詩序的態(tài)度上，朱熹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而推動這個過程的原因正在于朱熹的理學宗旨。但在理學《詩經(jīng)》研究著作中，朱熹的《詩集傳》卻最具有文學色彩的萌芽。朱熹在解《詩》過程中感到若尊小序以美刺來立說，則與理學以天理論證封建等級制度和倫理綱常相矛盾，也不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朱熹說：“‘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2](P.2065)認為漢儒的解釋使“讀者疑于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意，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于‘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盵3]但又小心奕奕地保留了《詩大序》，以《二南》為中心建立了以理學思想為指導的新經(jīng)學詩教理論體系。即“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guī)，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盵4]將《詩經(jīng)》納入“誠心正意”然后“修、齊、治、平”的新儒家內(nèi)圣外王道學修養(yǎng)體系。其入手處是以“思無邪”為指導，以《詩》興起人的好善惡惡之心，因而對《詩經(jīng)》的“六義”，尤其“比興”作了不同于漢儒的新解釋，認為“賦、比、興”都是文學手法，同時重視對詩本義的挖掘，發(fā)現(xiàn)了許多所謂“淫詩”，實際上對于后世人們認識《詩經(jīng)》的文學本來面目和從文學角度解詩有很大啟發(fā)。但朱熹本人卻通過對孔子“思無邪”論詩之語的重新解釋，認為：“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2](P.2065)認為“思無邪”指的是“三百篇之義”，講的是《詩》之用：“蓋《詩》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2](P.538)這樣，從理學角度勾通了“淫詩”與經(jīng)學原則的聯(lián)系，使“淫詩”之說能夠在經(jīng)學范圍內(nèi)成為可以自圓其說的體系，從理學角度闡述了“淫詩”為教的經(jīng)學意義。朱子后學如輔廣的《詩童子問》等大要在于發(fā)揮朱熹論《詩》之旨，被朱熹理學的巨大羽翼所籠罩，發(fā)明新意不多。至于王柏的刪詩之論，恰是朱熹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和其“淫詩”觀點的極端發(fā)展。
南宋另一部很有特色的《詩經(jīng)》研究著作是楊簡的《慈湖詩傳》，是心學一派的《詩經(jīng)》研究代表，他以自己的心學思想解釋《詩經(jīng)》，呈現(xiàn)出鮮明的“六經(jīng)注我”的特色。在楊簡看來，《詩經(jīng)》三百篇，“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即道心。”[5]（卷一）認為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句話是《詩經(jīng)》的核心和宗旨，“思無邪”就是”道心”，就是三百篇的宗旨，《詩傳》就以此為中心反復發(fā)明，徹底的貫徹了自己的心學觀點。楊簡從自己心學理論原則出發(fā)，在許多方面與朱熹解《詩》相同或類似。如楊簡也
重視《詩經(jīng)》的興發(fā)感動作用，他說：“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盵5]（《自序》）認為讀《詩》可以興起人的善心，讀《詩》的方法則是“歌之詠之”，就注意到了《詩經(jīng)》的詩歌總集特點，實際上是認識到了其文學性質(zhì)，只是出于他的理學立場，不免又要曲解《詩》義。楊簡從其心學出發(fā)來解《詩經(jīng)》也采取了廢《序》的立場。他認為：“毛氏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而史氏亦言衛(wèi)宏作《序》；自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衛(wèi)宏之徒歟！《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云，如＠②之有塵，學者愈面墻矣�！盵5]（《總論·一》）這從儒家道統(tǒng)傳承來論說，子夏已不得孔子真?zhèn)鳎瑳r其后學乎？當然，楊簡廢《序》主要還是漢儒以美刺解詩的原則方法與其心學沖突，這也同樣體現(xiàn)出楊簡心學作為理學一派與宋代理學家的共同理學立場。但楊簡《慈湖詩傳》作為陸九淵“《六經(jīng)》皆我注腳”解經(jīng)理論的實踐，本心學“易簡”的為學方法，反對對《詩經(jīng)》深文周納、穿鑿附會，他說：“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往往疑三百篇當有深義，圣人所謂‘無邪’者，必非常情所謂無邪。是不然，圣言坦夷，無勞穿鑿�！疅o邪’者，無邪而已矣，正而已矣，無越乎常情所云也。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盵5]（《總論·二》）認為人若以此“本心”、“道心”、“無邪”之心來讀《詩》，“知此信此，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盵5]（《總論·二》）“觀《詩》者既釋訓詁，即詠歌之，自足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墻矣。”[5]（《總論·一》）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fā)明。而據(jù)《后漢書》之說，以小序為出自衛(wèi)宏，不足深信。”[6](P.123)
二
理學家的《詩經(jīng)》學研究，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將傳統(tǒng)的詩教說給予性理的闡釋，著眼于性情涵養(yǎng)，特別重視《詩》的感發(fā)作用——“興于詩”。張載說：“《詩》可以興是起人之善意也，猶孔子所謂起予者是也�！盵9]（卷九）二程說：“夫子言興于《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心，汪洋浩大皆是此意�！盵8](P.41)強調(diào)“古之學者必先學《詩》《書》，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fā)其意，故曰興�！盵8](P.396)認為“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于詩也。”[9]（卷二）二程重視《詩經(jīng)》在道德心性修養(yǎng)方面的興發(fā)感動作用的思想為程門后學所繼承，如游酢說：“興于《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fā)于善心也�！盵9]（卷四）謝良佐也說：“《詩》吟詠情性，能感動人之善心，使有所興發(fā)。”[9]（卷四）朱熹注釋“興于《詩》”為：“興，起也�！对姟繁拘郧�，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10](P.104)“興于詩”的目的則是使人“思無邪”，即養(yǎng)性情之正，從而達于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圣人境界。因此對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詩》總評便極為重視。程頤說：“思無邪，誠也。”朱熹進一步解曰：“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薄八荚谘耘c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里皆然，故謂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盵2](P.543)從正心誠意的學術(shù)思路出發(fā)，朱熹說：“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無邪”的目的“只是要正人心�！薄按恕对姟分⒔倘绱�，可以感發(fā)人之善心，可以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2](P.538)強調(diào)從內(nèi)在的心性根本上存善去惡，以《詩經(jīng)》為治心的圣典。強調(diào)“思無邪”影響于詩人就是重視作者的道德心性修養(yǎng)，認為言為心聲，詩品通于人品，于作品內(nèi)容就是合乎儒家詩教，于批評領(lǐng)域就是重視從人品的好壞來判定詩歌的價值。從而對當時的詩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由此溝通了理學和詩學。在詩人主體修養(yǎng)、詩歌題材、語言風格和主體取向等方面都可以看出這種影響。強調(diào)“思無邪”就使理學家將漢儒的“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詩學理論內(nèi)化為“吟詠性情之正”，也修正了白居易“詠性不詠情”的理論偏頗。朱熹說：“詩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于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盵2](P.545)
在強調(diào)《詩》的道德心性修養(yǎng)之用的同時，其實已認識到《詩經(jīng)》作為一部詩集的特點，即在吟詠中的感發(fā)作用，這種感發(fā)當然無法排除感性因素，實際上，大程就不同于小程的純以道德解《詩》，曾說：“興于《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盵8](P.366)強調(diào)《詩》給人的心靈舒放之用，從而使“曾點氣象”成為許多理學家所津津樂道并心向往之的灑脫、體道境界。如陸九淵就認為“二程見周茂叔后，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后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盵11](P.401)強調(diào)“吟風弄月”的“與點”之意就為理學家的詩歌創(chuàng)作開啟了一道方便之門。理學自創(chuàng)立之始，與文學是處于對立狀態(tài)的。如程頤就有作文害道的極端言論：“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則意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盵8](P.239)因此，對學詩也反對，認為學詩妨害學道，詩是閑言語。主要承接程頤理學思想、又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對作詩就表現(xiàn)出矛盾心態(tài)，最后是將詩歌創(chuàng)作和欣賞納入理學體系中，認為：“作詩間以數(shù)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溺爾。當其不應(yīng)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fā)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2](P.3333)所謂“真味發(fā)溢”就是在道德修養(yǎng)達到很高境界時性情的自然流露，只有這樣的詩歌才合乎理學家所認為的儒家詩教原則。
理學家在解《詩》中有一個比較一致的傾向，就是認為圣人言語本來平易明白，后代文字越來越巧，故為艱深，反使圣人之旨隱晦不顯，因此在解《詩》態(tài)度上強調(diào)平心靜氣。如張載說：“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7](P.369)認為“詩只是言志”[7](P.262)“志至，詩至�！盵7)(P.55)他尊奉“詩言志”的古訓，推崇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詩原則：“古之能詩者，惟孟子為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之，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7](P.256)強調(diào)只有平心靜氣方能得詩人本意。當然理學家所謂的詩人之志，是無邪之思，即道心、善心，這就尤需讀詩者以平心、靜心、虛心、善心來體味、來涵詠。程顥解詩就是這樣：“明道先生善言《詩》，佗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yōu)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盵8](P.425)“伯淳常談《詩》，并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zhuǎn)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盵8](p.427)在涵泳中體會圣人之心，從而使自己心性道德修養(yǎng)有所提高：“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盵8](P.428)這種解詩態(tài)度也為朱熹所繼承、發(fā)揚，如：“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wù)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個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個道理。所以說‘以此
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里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磥頃皇且x，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2](p.2086)而且對二程和張載也有不滿處：“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盵2](p.2089)“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粰M渠解《詩》多不平易�！盵2](p.2090)正是這種置心平易的讀詩態(tài)度使朱熹感到毛詩序的謬誤，詩序與詩本文的沖突，因而棄小序解《詩》。這部分也緣于朱熹自己的作詩經(jīng)驗，朱熹每每以當時之詩來體會《詩經(jīng)》之詩：“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2](p.2083)這種以詩人之真實經(jīng)驗來看《詩經(jīng)》的立場使朱熹的《詩集傳》就多了文學色彩。從對《詩經(jīng)》的體會也使朱熹感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協(xié)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后來，一向于字韻上嚴切，卻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卻愈壞了詩！”[2](p.2081)從而將研究《詩經(jīng)》的觀點融入到現(xiàn)實的詩歌評論和欣賞中，此影響于詩學就是讀詩時重吟詠體味詩之深層內(nèi)涵，言外之意，論詩則推崇含蓄有味的作品，而又要平淡自然，反對刻意雕琢之作。因此推崇漢魏以上的古詩，反對律詩。這在朱熹的詩論中有鮮明的體現(xiàn)。如在晚年與詩人鞏豐的幾封論詩信札中朱熹較全面的闡述了自己的詩學觀點。（注：陳來先生在《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中認為這些書信作于1199年，是年朱熹70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其大要是：一、推崇漢魏以上的古詩，以為學詩的標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后，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后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欲抄取經(jīng)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后，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wèi)。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12]（卷六十四）其二欣賞平淡的詩風：“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于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咸苦澀，則見其淡耳。”[12]（卷六十四）這些觀點在《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所錄的朱熹論詩言論中也有體現(xiàn)。
三
理學對詩學的影響也與理學的發(fā)展及在宋代社會的影響相一致，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其影響主要局限于理學弟子和與理學家交往比較密切的人員中，到了南宋孝宗尤其是理宗崇奉理學、確立朱熹的崇高地位后，理學就成為社會主導文化思潮，理學家詩學觀點尤其是朱熹所高揚的伊洛道統(tǒng)諸家詩學觀點就多被人尊奉或重視引用，朱熹論詩的片言只語也倍受珍視。這在南宋的詩話總集和一些具體詩話著作中都有明顯的表現(xiàn)。如蔡正孫《詩林廣記》以詩人為序錄其詩，然后輯錄諸家詩話有關(guān)評語，在每個詩人的評論文字前，每每以朱熹語為先。魏慶之《詩人玉屑》也多引朱熹、楊時等理學家的論詩之語，對于有理學傾向的詩話也多采錄，而從魏慶之本人行為看其乃一隱人雅士，非理學中人，就更可以見出理學在當時詩學中的影響了。張戒的《歲寒堂詩話》以“詩言志”為論詩宗旨，而特別強調(diào)“思無邪”：“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盵13](p.465)對思無邪的重視是理學興起后的儒家詩論的新特點。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人們一般重視其純詩學的色彩和理論創(chuàng)造，其實也深受理學思想的影響。如以下言論：“《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盵14](p.681)“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yǎng)也�！盵14](p.682)“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jié)，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guān)雎》乎！”[14](p.680)“詩有出于《風》者，出于《雅》者，出于《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盵14](p.681)高懸《詩經(jīng)》為詩歌的標準，提倡“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認為詩乃吟詠情性也，要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因此要求詩人應(yīng)涵養(yǎng)性情。這些直接承襲了理學家《詩》教觀點。兩部詩話一重思想、功用，一重藝術(shù)詩法，然而均見出受理學詩學思想的較深影響，正可以說明理學家《詩》學理論隨著理學思潮在南宋的逐步深入對思想文化領(lǐng)域的影響。
大致說來理學家通過《詩經(jīng)》研究所表達的詩學觀點影響于宋代詩學理論和批評鑒賞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重內(nèi)容輕形式，以思想的邪正為準的，著力挖掘詩之義理。其二，將論人與論詩結(jié)合起來，由人品定詩品，尤著重于詩人胸次高下，心性修養(yǎng)一面。其三，重古詩輕律詩，崇尚古淡、平淡、平易、自然風格的詩歌。
理學家講究詩歌創(chuàng)作和欣賞都要“思無邪”，將傳統(tǒng)的“詩言志”和“吟詠情性”聯(lián)系起來，以己之心逆作者之志、圣人之心，也就是天理，就將“詩言志”的傳統(tǒng)詩學理論納入理學的軌道，用詩來涵養(yǎng)性情，正心誠意，反對漢儒的美刺比興之說，當然也不贊成詩人對現(xiàn)實生活的譏刺，如楊時就認為：“作詩不知風雅之意，可以不作。詩尚譎諫，言諸無罪，聞諸足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于毀謗，聞?wù)吲窝a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15]（卷—）這種觀點也影響到了詩人，如黃庭堅也反對用詩歌來譏諷現(xiàn)實，他說：“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于朝廷，怨忿詬于道，怨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而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fā)于呻吟調(diào)笑之圣，胸次釋然，而聞?wù)咭嘤兴鶆衩悖嚷啥筛�，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fā)為訕謗侵凌，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16]（卷二六）從詩乃人之性情的觀點出發(fā)，黃庭堅認為詩人應(yīng)當涵養(yǎng)性情使自己胸次釋然，然后作詩自然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敦原則，以詩之比興來怨刺不是詩歌的目的和本質(zhì)，反而是詩的過失。正是在這種觀點影響下，《詩人玉屑》專列《諷興》一目講“興與訕異”、“戒訕謗”，認為作詩要有“溫厚之氣”，可看出影響之深。
從詩乃人之性情的觀點出發(fā)，理學家在詩人創(chuàng)作、修養(yǎng)上就特別強調(diào)道德人品的涵養(yǎng)，乃至認為只要德足志高，詩就不學而能、而高，如朱熹就曾說：“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純一之地，其于詩，固不學而能之�！盵12]（卷三十九）于是在詩歌批評中就特別注意詩人的人品道德修養(yǎng)的高下，甚至以人品定詩之高下，這從宋人對李
杜的評論中就可以看出，認為李白不識理、不明道，尤其是李白沒有杜甫的忠君溫厚之氣，因此李白識見卑下，白詩自然不如杜詩，甚者如《溪詩話》從文章心術(shù)角度褒杜貶李。對陶淵明的崇尚也是從其明理達道、超然的人生態(tài)度來看的，甚至將陶淵明與諸葛亮相比，認為陶淵明心存晉室，不恥做劉宋王朝的臣子，所以在詩后不書年號等等，這些研究者多有論述，此不贅言。
崇尚平淡的詩歌風格是宋人的普遍追求，在理學興起后，這種傾向又從兩方面得到了加強。一是以《三百篇》為本，在平易古樸中求平淡，即古淡，因此尚古詩，尤其是漢魏詩，這在前引朱熹的論詩言論中有明顯的體現(xiàn)。二是學習邵雍的詩歌，即康節(jié)體。如《詩人玉屑》將邵雍作為較重要的詩人列出，《詩林廣記》也多采邵雍等理學家的詩作。康節(jié)體的最大特點就是平易明白似口語，率口而出，這是以平易當平淡，其不良后果是失去詩的韻味。正如劉克莊所言：“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壓韻者耳�！盵17]（卷一）當然康節(jié)體的受重視也是由于邵雍大量的性理詩符合理學家的口味。
講究涵詠體昧、重視興發(fā)感動以提高人的道德心性修養(yǎng)等解《詩》讀《詩》的原則、方法隨著理學的深入社會和士人思想，也從理學范疇進入詩學視野，理學家對《詩經(jīng)》的理學解讀就憑借著《詩經(jīng)》的獨特雙重身份而影響到詩學領(lǐng)域，理學家的《詩經(jīng)》研究也由此獲得了文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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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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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字钅加監(jiān)
�。愧墼滞跫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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