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宋代近海航路考述
近海航路指聯(lián)接中國近海地區(qū)之間海上交通的航路。宋代南自廣西沿海北至京東河北都有近海航路相連，而且近海航路站點密集，發(fā)展成熟。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宋代近海航路考述，歡迎查看。
宋代近海航路考述
本文所指近海航路是聯(lián)系宋代中國沿海地區(qū)之間的海上交通航路。宋代海上貿易除了空前繁榮的海外貿易，還有規(guī)模巨大的近海貿易，形成了有相對獨立性的近海區(qū)域市場。近海航路連接了南至廣南、閩、浙，北到京東、河北所有沿海地區(qū)，是宋代近海貿易運行的基礎，并通過與遠洋航路和內河航路的聯(lián)系，將近海市場與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聯(lián)為一體。學者們已對宋代遠洋貿易航路作了深入研究。馮漢鏞、曹家齊對宋代近海航路也作了初步的研究，但皆使用”國內海道”的概念。本文使用”近海航路”，以更準確地包容不同政權并與遠洋航路的中國境內段相區(qū)別。與已往研究相比，本文試圖根據(jù)近海航路的特點作明確的分段論述，并考察近海航路與遠洋航路和內河航路的連接狀況，在材料上較以往研究更為充實，以推動這一問題的研究。
一、明州以北的近海航路
根據(jù)地區(qū)間交通聯(lián)系程度和中轉狀況，大致可以將宋代近海航路由北向南分成以下幾段：登州以北；密州至明州（含長江口分路）；明州至泉州（含溫州、福州）；福州、泉州至廣州；海南島與大陸。這幾條航路也有交叉，如廣州可直達明州，泉州也可直達海南島。廣州、泉州、明州三大貿易港在近海航路中發(fā)揮著最重要的樞紐港作用，其中背靠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江南地區(qū)并通過浙東運河、錢塘江和長江連接內河航運網(wǎng)的明州在近海航行和貿易中的樞紐地位尤其重要。
登州在北宋前期曾是與高麗通使和貿易的起點，隨著宋遼關系的緊張，登州成為海防重地，與高麗的交往轉至明州。除聯(lián)系高麗外，登州還有前往遼東半島的蘇州（遼、金朝境）間的近海航線。北宋”建隆以來，熟女真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而且女真賣馬較為頻繁，”常至登州賣馬”。雍熙戰(zhàn)爭后遼朝用武力阻斷了女真與宋朝的通道，登州到蘇州的航路中斷了。宋神宗曾一度想恢復航路，重開”市馬”而未得，但直到宋徽宗朝這條航線”故道猶存”。宋徽宗與金朝結海上之盟，先后派郭藥師、馬政等到金朝約夾攻遼，都是從登州”由海道入蘇州”。金朝遣李善慶等使宋也是走蘇州到登州的航路。當時蘇州是金朝的邊防重鎮(zhèn)，政和七年宋朝高藥師等受命出使金朝，自登州航�！钡奖颂K州界，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這些兵是”女真巡海人兵”。登州到蘇州的航路沿途循廟島列島，”自登州泛海，由小謝、駝基、末島、棋子灘、東城、會口、皮囤島”，抵蘇州關下。趙良嗣宣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出發(fā)，四月十四日抵蘇州，全程航行十九日。金朝滅北宋后，這條航路完全在金朝境內，仍在使用，金朝曾”由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并”高其價直募人入粟，招海賈船致之”。這條航路既是通使之路，還是商人的貿易之路。
北宋時因登州地近遼朝，宋朝嚴格限制民間船只從南方往登州貿易。熙寧以前編敕就規(guī)定了”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并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慶歷編敕和嘉祐編敕都有此規(guī)定。熙寧、元豐和元祐也重申了這一規(guī)定。京東東路沿海被劃為”禁海地分，不通舟船往來”。只有崇寧五年以前海鹽實行鈔法時短暫允許京東東路”客人借海道通行，往淮南等州軍般販鹽貨”。但隨即”行下沿海地分，令依舊權行禁絕百姓船”。雖然”山東沿海一帶，登、萊、沂、密、濰、濱、滄、霸等州，多有東南海船興販”，但都是走私航路。官方漕運有時還走海路，如天禧元年，”詔江淮發(fā)運司漕米三萬碩，由海路送登、濰、密州”。另如大中祥符四年，”以登、萊州艱食，令江淮轉運司雇客船轉粟賑之”；明道年中，京東路發(fā)生饑荒，宋朝”轉海運糧斛”賑濟，走的都是淮南東路沿海到膠東半島以北的航路。包拯還說到宋朝曾運京東三十五萬石糧食，”轉海往滄州”，和雇客船，”一年可發(fā)得兩運”。
南宋初，呂頤浩說到京東、河北沿海航路：京東諸郡”濰、密、登、萊、青州皆海道地分，自來客旅載南貨至密州板橋鎮(zhèn)下卸”。河北諸郡”濱、滄州乃海地分，自來商旅販鹽行徑”。他建議將福建等路海船積聚于明州，”前去沂、密州”，并說”京東、河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井”，可以買到糧食，沿線城鎮(zhèn)和市井為航路提供了支撐。河北黃驊市海豐鎮(zhèn)遺址部分發(fā)掘，出土數(shù)量巨大的瓷器，90%是定窯、磁州窯，也有南方的龍泉窯和景德鎮(zhèn)窯產(chǎn)品。海豐鎮(zhèn)宋代屬滄州。這也是當時南北方近海走私貿易存在的重要證據(jù)�？梢姡髦�、密州前往膠東半島以北的近海航路從未曾中斷。
由于登州受到限制，使位于山東半島南面的密州成為山東沿海最重要的樞紐港，它”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系南北商賈所會去處”。”密州接近登、萊州界”，聯(lián)系北方的近海航線就是繞過山東半島，到達登州和萊州，向南則依次經(jīng)淮、浙、福建，連通廣南。呂頤浩將密州到兩浙的近海航路分為兩條：一是浙東路，即”拋大洋，至洋山、三孤、宜山、岱山、獵港、岑江，直至定海縣”；二是浙西路，即”自通、泰州南沙、北沙轉入東簽、料角、黃牛垛頭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來，至青龍港，又沿海岸轉徘徊頭至金山，入海鹽縣澉浦鎮(zhèn)黃灣頭，直至臨安府江岸”。浙西線也可到明州�！焙Ｖ圩跃〇|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zhèn)等處”，”次至平江（蘇州）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向頭位于錢塘江口南側定�？h。
浙東路又稱為外洋航路，浙西路又稱里洋航路，這兩條航路以東的深海航路又稱為大洋航路，即”自新舊海州入海言之，則其所經(jīng)由者有三路”：一路是”自舊海發(fā)舟，直入贛口羊家寨，迤邐轉料，至青龍江、揚子江，此里洋也”；二路是”自舊海發(fā)舟，直出海際，緣贛口之東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劉諸沙，以至徘徊頭、金山、澉浦，此外洋也”，此路雖與上述浙西路南線有所不同，但都是直指浙江口的航路；三路是”自舊海放舟由新海界，分東陬山之表，望東行，使復轉而南，直達昌國縣之石衕、關岙，然后經(jīng)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此大洋也”。
這三條航路南北最重要的兩端就是明州和密州。南宋時登州和密州都已歸金朝版圖，上述所言航路主要從海防角度而言，但往山東的航路仍以走私貿易的形式存在，有”閩、越商賈常載重貨，往山東販賣”。于是南宋對”沿海州軍興販物貨往山東者，已立定罪賞”，但”尚有冒法之人，公然興販”。呂頤浩曾說，浙東、福建和廣南船貨要往京東、河北，一般先集結于明州。南宋謀劃襲擊京東、河北諸郡時，計劃先”聚集福建等路海船于明州岸下”，準備停當，再”前去沂、密州”，”以擾偽齊京東、河北及平、營諸郡”。劉豫謀劃襲擊定�？h，”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屯密之膠西縣”，把密州作為集結港。
這三條航路都可看作密州南行的航路。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都是走深海航線，利用季風航行，”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雖然”有大洋、外洋風濤不測之危”，但這兩條航路取直線，速度快，所以吳潛曾說，如果金人南下，最可能走的航路就是外洋航路，因為里洋航路”曠日持久，迂回緩行，使人知而避之。此轉料從里洋入揚子江一路潛以為決不出此”，”若論二洋形勢則外洋尤緊”。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命蘇保衡從海路襲擊宋朝，大軍集結于密州膠西縣。李寶奔襲朝密州金軍走的就是外洋航路。八月甲寅李寶船隊”發(fā)江陰”，”放蘇州大洋”。當時正值西北風，船隊逆風被催散，被迫”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九月壬辰后由明州關澳出發(fā)，十月庚子至海州東�？h，共經(jīng)九日。外洋航路充滿危險，李寶軍”中流颶風漂溺過半”。但里洋航路金人并非不可逾越。紹興元年金人船五十余艘曾犯通、泰，并占領了海門縣，任命知縣、主簿等官。
里洋航路循岸而行，途經(jīng)數(shù)州，較為復雜，長江口以北，”料角水勢湍險”，長江口以南的”蘇（州）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徑趨浙江”，便于航行。但楚州以北又易行，”楚州僦船，泛海至密州板橋鎮(zhèn)，不過三二日”。難行的航路是楚州至通州一段，因沭河、黃河、淮河和長江入�？谀嗌扯逊e，航路水淺沙多，最有效的航行船只是平底船。紹興三年，宋將徐文叛逃偽齊，”以舟師過青龍鎮(zhèn)，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船，掠民間淺底湖船，放洋而去”。徐文放棄南船即尖底海船，選擇平底湖船，說明所走的顯然是里洋航路，如果是外洋、大洋航線，南船比平底船更有優(yōu)勢。
里洋航路上航行需要乘潮而行，潮退則停，”緣趁西北大岸，尋覓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間南風潮長四分行船，至潮長九分即便拋泊，留此一分長潮以避砂淺，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沈與求講到這條航路的風險，到”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棹”。此航路雖然難行，但風險還是小于外洋和大洋航路。所以該航路是商人慣行航路�！鄙w海商乘使巨艘，滿載財本，慮有大洋外洋風濤不測之�！�，只要掌握好潮汐時節(jié)，就是”保全財貨之計”。特別是里洋航路的南段近海貿易較為頻繁。至道元年王濣說：”取私路販海者不過小商，以魚干為貨。其大商自蘇、杭取海路，順風至淮、楚間，物貨既豐，收稅復數(shù)倍�！边@些商人都是從事近海貿易，往高麗和日本貿易則是從明州直出大洋。南宋有人分析，金人如果南下，很可能選擇里洋航線：
”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自膠西放洋，繞淮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測之淵而至定�！�。
有人指出，”海道雖亙數(shù)千里，其要害不過數(shù)處”。里洋航路沿途也有多個關節(jié)點。這條航路自密州而南，先經(jīng)海州，有東�？h處于航路之中。其次入楚州。楚州是淮河和黃河入海口，東面臨海，”抵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對內可通運河。南宋時楚州官置”海船二百余只搬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楚州鹽城縣是南宋產(chǎn)鹽重地，也是此航路上的重要泊船之處。洪適任淮東總領，主持將集聚于鎮(zhèn)江的綱米，通過運河，經(jīng)揚州、泗州輸”往楚州鹽城縣，分付龔濤津運入海”，再通過海路運往海州。宋朝派人到鹽城縣籌集海船，鹽城知縣龔尹”曾有官造多槳船二十余只，及�？谘蚣艺泻４瑪�(shù)十只”。南宋末年，盤踞山東的李全意欲圖謀南宋，就是以海州和楚州為基地。他從青州南下海州，在海州訓練海戰(zhàn)。紹定元年七月，李全”提兵三萬如海州”，”大閱戰(zhàn)艦于海洋”，八月李全往青州，九月再到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崮人習水”。次年李全又往漣水軍和海州視察戰(zhàn)艦。而楚州是他”據(jù)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南圖南宋的基地。他在楚州大造戰(zhàn)船，著力經(jīng)營海上力量，并從楚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他的”糴麥舟過鹽城縣”，走的就是里洋航路。紹定二年李全攻占鹽城縣城，同年又攻占楚州。徐文叛逃偽齊，自長江口”泛海至鹽城縣”。建炎三年宋軍全線敗退，韓世忠”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shù)千人”，然后自鹽城”以海舟還赴難”，抵達常熟。說明鹽城是里洋航路上的重要港口。再入泰州，有上文言及的泰州石港。此航線南端的通州”東北正系海口，南接大江，最為要害”。通州的要害之處是料角和崇明，蘇州（平江府）則有黃牛垛頭和許浦。秀州金山和明州向頭也是重要站點。韓世忠還說：”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州許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都是明州至密州航路上的要地。
二、明州以南的近海航路
杭州、明州往南，如果不去外國貿易，則只走近海航路，即”若商賈止到臺、溫、泉、福買賣，未嘗過七洲昆侖等大洋”。明州以南近海航路可以分為明州至泉州、福州（泉州）至廣州、海南島與大陸三個單元。宋朝市舶條法規(guī)定，往日本和高麗貿易的商船只能從明州出發(fā)，廣州和泉州至發(fā)放往南海航路的貿易公憑。也就是說，明州和泉州間、泉州至廣州間的航路只是近海航路。明州至泉州間的近海航路中溫州是重要中轉港。溫州”海育多于地產(chǎn)，商舶貿遷”，號稱”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臺州也是重要港口。建炎四年”浙西以銀十萬兩、錢十萬緡糴之，儲于華亭縣；浙東以銀十萬兩糴之，儲于越溫、臺州”。備非常之需。宋高宗避難至臺州章安鎮(zhèn)時，江淮發(fā)運副使宋輝”自秀州金山村以海舶運米八萬斛、錢帛十萬貫匹至行在”。
《寶慶四明志》記載明州向南到溫州的航路：”至昌國縣，乘西南風，不待潮徑至舟山頭登岸，風不順，泊大、小謝港口，或大、小茅山，候潮回方行”。昌國縣往南，有奉化縣鮚埼鎮(zhèn)及轄下袁村市”皆瀕大海，商舶往來，聚而成市”。再向南”至象山縣，乘東北風行，一泊烏崎頭，再泊方門，三泊陳山渡頭步，至縣一十五里”。象山縣南一百里有東門寨”當海道之沖，舟舶多艤于此”。象山縣往南依次進入臺州和溫州境。臺州至溫州的航路建炎三年末至四年初宋高宗在金兵追擊下自明州入海逃往溫州，記載甚明。宋高宗從昌國直達臺州港口章安鎮(zhèn)。從章安鎮(zhèn)出發(fā)后，先后停泊松門、青澳門，到達溫州港。從溫州返回明州，在溫州境停泊管頭、海門，在臺州境停泊松門、章安鎮(zhèn)，自章安直達定海縣境。宋高宗從明州至溫州，除了在章安鎮(zhèn)逗留的時間外，全程用時十四天。從溫州返回明州全程用時也是十四天。盡管往返途中各因阻風、擱淺、大霧等不同原因耽誤過行程，但這些自然因素是航行中的常見情況，可以說十四天是這段航路輕裝旅行所需通常日程。但綱運的航程卻要長得多。天圣四年十一月以前規(guī)定溫州到明州的綱運限四十五日內到達，因考慮到雖然”軍梢用心挽駕”，仍可能”內有船或遇便風時月別無阻滯”，此后”不約日限”。
溫州向南航路上第一個重要港口是福州。福州作為福建路路級治所，在近海航路中地位較對外貿易大港的泉州更為重要，是福建近海航路的中心。蔡襄曾這樣評價福州在福建水路交通中的地位：”福建一路州軍，建、劍、汀州、邵武軍連接兩浙、江南路，乘船下水，三兩日可至福州城下。其東界連接溫州，并南接興化軍、泉州、漳州，各在海畔，四向舟船可至。閩中諸州，皆福州為根本�！蓖瑫r也是福建聯(lián)系浙、廣的近海貿易樞紐：”北抵永嘉，南望交廣”�！北表凑�，渺在天外，乘風轉舵，不過三數(shù)日。歲小儉，谷價薄涌，南北艦捆載倏至”。紹興初，廣東轉運判官周綱從廣東運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就是將福州作為廣米輸往兩浙的中繼站。
《淳熙三山志》記載自福州福清縣南端的迎仙港向北到溫州的海道，共十五潮：一潮自迎仙港乘半退里碧頭；二潮過洛化洋牛頭門泊寄沙；三潮至燕錫泊婆弄澚；四潮至�？阪�(zhèn)；五潮泊大小練；六潮出練門至東西洛止，七潮泊慈澚；八潮至劉崎；九潮至角埕、荻蘆；十潮至羅源港；十一潮至官井洋港；十二潮泊斗米；十三潮泊松山港；十四潮泊圓塘；十五潮過沙埕港，泊莆門寨�！督ㄑ滓詠硐的暌洝份d：溫州總轄海船王憲曾”獻策，乞用平陽莆門寨所造巡船為式”�？梢姴雌伍T寨已入溫州界。
自北而來，過溫州銅盤山、半洋碓等處而入福州境，自南而來者，自興化南嘯山、南匿寨等處可入福州境。福州境內沿海航路上有多處要害，即”涵頭、迎仙、江口、巖潯、商嶼、波浪澳、小練等處乃行劫商船之所也。中間西之小練山，東之荻蘆頭，乃南北出入之關”。特別是荻蘆寨是控扼溫州至福州航路的關鍵，”若于此把斷，使南不得以過北，北不得以過南”。此外宋朝在這條航路福州境內多個要害之處設有巡檢，保障航路通暢。福清縣有�？谘矙z，即北宋前期的鐘門巡檢，職責是”掌海上封樁舶船，其令出海巡警”，”巡欄香藥”，”巡捉私茶鹽礬、防護番船”。又有水口巡檢，”路當要沖，最為透漏私販地方”，故駐兵把守，巡捕私茶鹽。福清縣還設有南匿巡檢和松林巡檢，都負有”催綱、巡捉私茶鹽礬”等責。長溪縣有烽火巡檢，實為長溪、羅源、寧德、連江、長樂、福清沿海六縣巡檢，職責是”往來海上收捕”。羅源縣設有南灣巡檢，寧德縣設有兩縣巡檢。懷安設有五縣寨巡檢。閩縣有劉崎巡檢，所管閩安鎮(zhèn)”枕居海門，為舟船往來沖要之地”，職責是”監(jiān)納商稅兼沿�？h分巡檢”，巡捉私鹽。
福建的泉州、漳州也是近海航路上聯(lián)系廣南和兩浙的重要中繼站。建炎四年宋高宗令廣東糴糧十五萬斛，福建十萬斛，”并儲之漳、泉、福州”。泉州自元祐二年設市舶司，是進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在福建近海貿易中自然也有非同一般的地位。真德秀說到經(jīng)過彈壓，”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其中既有遠洋貿易船，也有近海貿易船。泉州外的石井港”宋為安海市，東曰舊市，西曰新市，客舟自海到者，州遣吏榷稅于此，號石井津。建炎四年創(chuàng)石井鎮(zhèn)”。圍頭灣也是”舟船可以久泊”，”實為沖要”。漳州”建州泉、潮之間，以控嶺表”，在近海航路上也有重要作用�！闭闹菖f有黃淡頭巡檢一員，號為招舶”。
泉州設置市舶司以前，福建商船須到廣州領取往海外的貿易公憑，而設市舶司以前泉州已是”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也可見泉州與廣州之間近海航路商船往來頻繁。二廣及福建沿海是海盜最猖獗的地區(qū)，”福州山門、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廣州大奚山；高州碙州”都是海盜聚集之所，兩廣到福建間繁榮的航路運輸是海盜生存的基礎。廣州到福建的近海航路中潮州是重要中轉港。潮州農(nóng)桑發(fā)達，”稻得再熟，蠶亦五收”，糧食豐富。建炎四年宋朝派人在潮州收購糧食，一批”就潮州裝發(fā)三綱，每綱各一萬碩，經(jīng)涉大海，于今年（紹興元年）正月內到福州交卸了足”，另一批”于潮州裝發(fā)綱運，前來溫州交卸”。福建地方政府也曾募人往潮州、惠州，收割季節(jié)在地頭收糴糧食。宋代潮州盛產(chǎn)瓷器，主要供給出口，韓江下游的鳳嶺港是重要的商貿港，出土了大量宋代船板、船桅、船纜等古船殘骸。揭陽港在宋代是很大的糧食出口港，同時也具有外貿港口的性質。
廣州以西近海航路可聯(lián)系廣西雷、廉、欽諸州。其中欽、廉兩州是廣東以西近海貿易中的主要港口。元豐年間，根據(jù)曾布的建議，”欽、廉州宜各創(chuàng)驛安泊交易人，就驛置博易場”。宋代舶商總結了這條航路的情況：”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欽、廉而西，則尤為難行。蓋福建、兩浙濱海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于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為難行”。欽州和廉州之間的海中有象鼻砂，砂磧長數(shù)百里，隱在海波中，深不數(shù)尺，海舶遇之輒碎。欽州往西，近海航路可至交趾。交趾來欽州，”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欽州城西行，”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zhèn)”。這條航路上有幾個重要水口，成為航路停泊點和海防軍鎮(zhèn)：有咄步砦從”咄步水口入海路，至交趾潮陽鎮(zhèn)”；抵掉軍鋪從”抵掉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陽”；如洪鎮(zhèn)從”如洪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陽鎮(zhèn)”。廉州西行，海路經(jīng)欽州，通交趾。中間也有多個重要水口，作為停泊點：”有譚家水口、黃摽水口、藏涌水口、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并入海之路”，最重要的停泊點是鹿井砦，”在州西南，控象鼻，涉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廉州東行，海路可通雷州，航路中有”三村砦，在州東南，控寶蛤灣，至�？谒�，東南轉海至雷州遞角場”。雷州”遞角場抵南海，即瓊州對岸，泛海一程可至瓊州”，并可通海南島的萬安、昌化、吉陽軍。雷州向東自本州”譚源泛海，至羅場，接吳州縣，通江水，從吳川上水，至化州”。化州向東則”入恩、廣州，通江、浙、福建等路”。
海南島完全靠海路與大陸聯(lián)系，”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于�！�。筆者在《宋代海外貿易》中曾指出海南島與大陸往來有三條主要航線：一是廣西沿海諸州到海南島：”雷州徐聞縣遞角場直對瓊管，一帆濟海，半日可到”，”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雷州遞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二是廣州到海南，這條航路也是南海貿易商船出入廣州的必經(jīng)之路。廣州是”外國香貨及海南客旅所聚”之地�！端问贰堣b傳》載，張鑒知廣州時”有親故謫瓊州，每以奉附商船寄贍之”，可見往來于廣州和瓊州之間的商船一定十分頻繁；三是泉州至海南。閩浙商人根據(jù)季風規(guī)律定期往來于海南。”歲杪或正月發(fā)舟，五六月間回舶。若載鮮檳榔才先則四月至”。每年”閩、越海賈惟以余杭船即市香。每歲冬季，黎峒俟此船方入山尋采，州人從而賈販，盡歸船商”。
三、近海航路與遠洋航路及內河航路的聯(lián)系
所謂遠洋航路就是從貿易港直接通向海外諸國的航路。這首先需要辨明哪些貿易港是可以直接發(fā)放海外貿易船舶的港口。開寶四年在廣州設置第一個市舶司，隨后杭州和明州也設置市舶司。更準確地說，杭州和明州所置是兩浙路市舶司下的市舶務，兩浙路市舶司治所先后在杭州、明州和華亭間移治。端拱二年宋太宗詔令：”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國販易者，須于兩浙市舶司陳牒，請官給券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边@即規(guī)定了只有設置市舶機構的港口才能頒發(fā)貿易公憑（券）。咸平二年宋真宗詔”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筆者注：實為市舶務），仍取蕃客穩(wěn)便”。更早設置且貿易規(guī)模最大的廣州當然也是可以發(fā)放貿易公憑的港口。元豐三年市舶條法就明確提到了廣州：”諸非廣州市船司輒發(fā)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fā)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元豐八年市舶條法則稱”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fā)海商舶船者，以違制論”。不論單言明州還是杭、明州并提，實際都是指兩浙路市舶司。
元祐二年和三年增設了密州和泉州市舶司。密州市舶司存在時間短且主要是接納廣、泉、明諸港的轉口貿易。泉州市舶司也是限于發(fā)放往南海諸國的貿易公憑。元祐四年杭州市舶司處理了泉州百姓徐戩”為高麗國雕造經(jīng)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載往彼國，卻受酬答銀三千兩”一案。商人李球元祐四年”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jīng)紀”。元祐五年有泉州綱首徐成向杭州市舶司反映”有商客王應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卻發(fā)船入大遼國買賣”。崇寧四年泉州商人李充向”提舉兩浙路市舶司”申請公憑，公憑規(guī)定其歸來時”赴明州市舶務抽解”。日本僧人成尋赴宋朝，在明州登岸，所乘唐人船一船頭曾聚、二船頭吳鑄、三船頭鄭慶分別是南雄州（疑為南劍州之誤）、福州和泉州人。這艘船應該是福建船，因往日貿易，所以需從明州往返。以上數(shù)例事實說明即使是泉州的商人要往高麗貿易也需到兩浙路市舶司所屬的杭州和明州市舶務申請公憑。
往海外貿易的船只回舶時必須返回申請公憑的港口接受抽解并繳回公憑：”回日許于合發(fā)舶州住舶，公據(jù)納市舶司�！痹诰唧w執(zhí)行時”三路市舶相去各數(shù)千里，初無一定之法”，會出現(xiàn)”住舶于非發(fā)舶之所，有禁有不禁”的情況。李充公憑所附市舶條法有商人”于非發(fā)舶州舶者，抽買訖，報元發(fā)州驗實銷籍”的條款，但李充公憑仍然寫明”（李充）前去日本國，經(jīng)他回，赴本州市舶務抽解。不得隱匿透越”。實際上廣州市舶司和兩浙市舶司都有于非發(fā)舶州抽解的情況。崇寧五年宋徽宗詔：”廣州市舶司舊來發(fā)舶往來南蕃諸國博易回，元豐三年舊條只得卻赴廣州抽解，后來續(xù)降，沿革不同。今則許于非元發(fā)舶州往舶抽買，緣此大生奸弊，虧損課額”。令嚴格執(zhí)行元豐三年舊條。
南宋前期市舶機構的設置格局發(fā)生了變化，兩浙路除杭州和明州外，增設了溫州、華亭和江陰三個市舶務。福建和廣南仍維持泉州和廣州兩個市舶司，形成了”福建、廣南各置務于一州，兩浙市舶務及分建于五所”的格局。但只有設置市舶機構的港口才能直接發(fā)放往海外諸國貿易公憑的規(guī)定仍然不變。宋孝宗朝臣僚上奏指出，”三路舶船各有司存。舊法召保給據(jù)起發(fā)，回日各于發(fā)舶處抽解。近緣兩浙舶司申請隨便住舶變賣，遂壞成法”。隆興二年重申舊法，令”三路照舊法施行�！奔词沟皆O置市舶機構的非元發(fā)舶港抽解也被禁止：”若有別路市舶司所發(fā)船前來泉州，亦不得拘截，即委官押發(fā)離岸，回元來請公驗去處抽解。”乾道九年宋孝宗朝駁回了在瓊州置司抽解的建議：”詔廣南路提舉市舶司申乞于瓊州置主管官指揮更不施行。”宋孝宗還曾”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fā)船回日，內有妄托風水不便、船身破漏、檣柂損壞”而到非發(fā)舶處，”即不得拘截抽解”�？傮w上還是執(zhí)行回原發(fā)舶港抽解的規(guī)定。
為防止銅錢等違禁物資的外泄，取得了遠洋貿易公憑的船舶出港前必須接受檢查（即”檢空”），然后在有關官員的監(jiān)督下直放遠洋航路，不能在近海沿途貿易：”廣東、福建路轉運司遇舶船起發(fā)，差本司屬官一員臨時點檢，仍差不干礙官一員覺察。至�？冢蛊浞叛�，方得回歸�！薄备惨暪俨缓蚱浯叛蠖m回者徒一年。”所謂”不干礙官”即”不干預市舶職事者，差獨員或差委清強官”，即與市舶事務無干系官員。保障這些船只不在近海�？浚侵焙胶Ｍ赓Q易國。總體而言，北宋一代廣州、杭州、明州和泉州先后成為可直接聯(lián)系海外諸國的貿易港，也就是遠洋航路的起點，這幾個港口間的航路也屬于近海航路。近海航路與遠洋航路相連，實現(xiàn)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聚散，以及海外市場和近海市場的對接。
兩浙路港口管理往高麗、日本貿易，泉州和廣州管理往南海諸國貿易，來華外商并不嚴格受到規(guī)定的限制。但是未設市舶機構的港口不能對蕃商實行抽解，上文所言瓊州置司抽解之議被否決就是一例。這說明外商必須到設立市舶機構的港口接受抽解。如，天禧元年有大食國蕃客麻思利等”將博買到真珠等，合經(jīng)明州市舶司抽解”。麻思利等自南海而來，在明州接受抽解。日本商人應在慶元府（明州）接受抽解，卻非法在浙東沿海走私銅錢，”（銅錢）漏泄之地非特在慶元抽解之處，如沿海溫、臺等處境界，其數(shù)千里之間漏泄非一。蓋倭船自離其國，渡海而來，或未到慶元之前預先過溫、臺之境，擺泊海涯”，或”離四明之后，又或未即歸其本國，博易尚有余貨，又復回旋于溫、臺之境，低價賤賣，交易如故”。臺州本無市舶機構，溫州市舶務在宋寧宗朝廢罷，所以日本商人只能在設置市舶機構的慶元府接受抽解。這是宋朝政府保障市舶抽解和博買收入的必須措施。這同樣說明設置市舶機構的港口才是直接聯(lián)系海外諸國的遠洋航路的起點。市舶港口之間，市舶港口與非市舶港口及與內河的聯(lián)系則通過近海航路相連接。近海航路，特別是密州以南的近海航路，貿易頻繁，構建了一個繁榮的近海區(qū)域市場，南至廣南，北至福建、兩浙、淮南、京東沿海地區(qū)經(jīng)濟的互補交流、遠洋進口品向國內市場的轉輸、內地商品向沿海及外國的銷售都通過近海航路和近海市場實現(xiàn)。
近海航路與內河航路有著密切聯(lián)系，其中聯(lián)系區(qū)域最廣、最主要的通道是長江、錢塘江、浙東運河和珠江，此外溫州、福州、泉州、潮州、廉州等港口也都有內河與腹地相聯(lián)。長江口向北聯(lián)系里洋航路，在淮南段可以通過淮（黃）河入�？谶M入運河，南達揚州，北抵開封，與內河航運聯(lián)系起來�；春尤牒？凇庇星煽ぃi水軍）入東海尾受于淮”，官榷鹽茶，民運稻魚，”以是舟相銜不絕”。同時有一條由鹽城向西到高郵的鹽河，也連接了近海航路和運河：”自高郵而鹽城，為東西之鹽河”，即”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于�！钡耐ê胶拥�，客舟通行”。鹽河之名的由來是因這條航路主要是將淮南鹽”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荊湖”。
長江口向北聯(lián)系里洋航路，向南直通兩浙閩廣海道。船只自密州南下，循海岸而行，繞料角、崇明向西進入長江，或從許浦”東出海門料角之間，勢與膠西相直”，轉過料角即連通密州航路。南宋時有人從海防的角度指出”通州管下料角最系賊船來路緊切控扼去處”，說明料角是扼守里洋航路的要地。向南聯(lián)系浙西沿海及明州。長江口的黃姚鎮(zhèn)是”二廣、福建、溫、臺、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輻輳之地，南擅澉浦、華亭、青龍、江灣牙客之利，北兼顧逕、雙浜、王家橋、南大場、三槎浦、沙涇、沙頭、掘浦、蕭逕、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稅，每月南貨商稅動以萬計”。福建和廣東的商人還有進入江陰、鎮(zhèn)江、江寧：”連江接海，便于發(fā)舶，無若江陰”。”閩、廣客船并海南蕃船，轉海至鎮(zhèn)江府買賣至多”，及有興販”至江寧府岸下者”。
近海航路還通過吳松江聯(lián)系蘇州和秀州，”有海道客旅興販物貨，沿江灣浦邊枕吳松大江，連接海洋大川，商賈舟船，多是稍入?yún)撬山�，取江灣浦入秀州青龍�?zhèn)”。海商可通過吳松江轉運河到蘇州：”閩、粵之賈乘風航海，不以為險，故珍貨遠物畢集于吳之市�！�
海船通過海道聚于明州（慶元府），有三條水道轉往內河：一是錢塘江，二是浙東運河，三是長江。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說到”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其浙江船只，雖海艦多有往來……明、越、溫、臺海鮮、魚蟹、鲞臘等類亦上憚通于江浙”。除了各種大小船只外，還有海舶、大艦”皆泊于江岸”。沿海航行可以沿錢塘江向內地深入到婺州和衢州。如”海船般販私鹽直入錢塘江，徑取婺、衢州貨賣”。宋高宗移蹕臨安后，閩、廣、溫、臺等處錢物到明州后，由定海進錢塘江，到杭州。但因為”自定海至臨安海道，中間砂磧不通南船”，而不少海船在明州卸貨，再”雇募湖船騰剝，就元押人由海道直赴臨安江下”。也有大量人、貨從明州取道浙東運河往內地。宋高宗駐蹕紹興時就通過浙東運河運輸物資，”閩、廣、溫、臺二年以來，海運糧斛錢物前來紹興府，并系至余姚縣出卸，騰剝般運”，轉用浙東運河船運至紹興。日本僧人成尋入宋，到明州后”不入明州，直向西赴越州”，到蕭山，入杭州，就是走浙東運河。明州經(jīng)過蘇州洋海路也有進入長江的航線。曾有明州士人陳生進東京趕考，”于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余舟”。這條航路上往來的船只還不少。
廣州通過三條江，把近海航路與內河航路聯(lián)系起來：一是聯(lián)系端州和廣西的西江；二是聯(lián)系惠州、潮州的東江；三是聯(lián)系韶州的北江。李曾伯說”西江，如融、柳、象、潯、藤等州皆在此江之濱，直透南�！�。廣東鹽銷往廣西就從西江水運，”廣東產(chǎn)鹽多而食鹽少，廣西產(chǎn)鹽少而食鹽多。東鹽入西，散往諸州，有一水之便”。南宋時明橐說到廣東沿海的食鹽走私活動，”大船則出入海道作過，停藏於沿海之地。小舟則上下東、西兩江。東江則自廣至於潮、惠，西江則自廣至於梧、橫”。北江水路至南雄，陸路越五嶺，可進入贛江，連接長江，是廣州綱運的主要線路。《嶺外代答》卷一”五嶺”條載：”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庚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钡诙䲢l是廣州港通向內地的主要路線。廣州的進口品就是通過這條道路運往內地。嘉祐八年以前廣東境內官府綱運還是陸運，即”嶺南陸運香藥入京”。嘉祐八年劉蒙正受命改革運輸辦法，改為”自廣韶江溯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凡三鋪，鋪給卒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自廣州沿北江水運，僅大庾嶺至南安軍一段陸運，再轉贛江水運。第三條路線是廣南物貨進入湖南的道路，自湖南郴州入廣東連州，經(jīng)北江支流湟水可入北江，到廣州。
除以上聯(lián)系內河主要水道外，其他近海港口也有河流與內地相連。廣南欽州、廉州、潮州諸港都可連接內地。欽州是廣州以西重要港口。嘉靖《欽州志》卷三載，欽州有”欽江一水上通靈山，下達防城”，越過靈山即達橫州，沿白石水（洛清江）至桂州，過靈渠，進入湘水�！焙Ｄ纤闹蒈娂皻J、廉、雷、化、高皆產(chǎn)鹽州軍”，鹽場皆”濱海，以舟運于廉州石康倉，客販西鹽者自廉州陸運至郁林州，而后可以舟運”�！稁X外代答》卷一”五嶺”條所言”入嶺之途”第一條”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是潮州通向內地的主要道路。汀州處于韓江上游，”南通交廣，西接贛水，南接潮�！�。順韓江南下即到潮州，”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shù)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潮州在宋代盛產(chǎn)瓷器，也順韓江入海，外銷南海諸國。
福建福州、泉州等港口主要通過海路到明州，與內地聯(lián)系。北宋設有遞鋪，由福建到江西信州，但實際上”福建綱運多由海道”，所置鋪兵也”僅成虛設”。閩北各州則通過河流將物資運至泉州和福州，然后綱運北上，或外銷南海諸國。德化、永春、安溪都產(chǎn)瓷器，通過東、西二溪，順晉江到泉州。福州有閩江聯(lián)系閩北邵武、建寧、南劍諸州。朱熹曾籌劃在福州沿海諸縣收糴商人販來的糧食，然后用溪船運至建寧府等受災州縣。邵武、建寧、南劍三州生產(chǎn)的瓷器也通過閩江運至福州外銷，當然同時閩北諸州的其他物資也通過閩江運至福州。
溫州也與福州、泉州一樣，與內地的聯(lián)系主要通過海路。南宋人在談到漕運上供物資時說，兩浙諸州都有水路聯(lián)系杭州，惟”溫、臺、處州不通水路”。所謂不通水路是指沒有內河能與直接杭州相連。但是永嘉江上游龍泉窯所產(chǎn)瓷器遠銷亞非各國，就是通過永嘉江運到溫州�！蹦虾＂裉枴痹嚲虻拇善饔卸嗉埲G產(chǎn)品，同時有福建閩清義窯、德化窯、磁灶窯、江西景德鎮(zhèn)窯等產(chǎn)品�？梢娙�、福、溫州諸港通過內河與本路或本州內地聯(lián)系仍有重要意義。
四、結論
宋代近海航路從大的方面可以明州為中點，分為南北兩大段。北段又可以密州為界，分為密州至山東半島以北及密州至明州兩段。前一段受受政治局勢影響最強，北宋時僅官方航運暢通，而民間航運大多數(shù)時期被禁絕。后一段分里洋、外洋和大洋三路，也受到政治局勢影響，里洋航路沙多水淺，需乘潮航行。明州以南航路可分為明州到福州（泉州），福泉到廣州兩段，福州和泉州是重要的中繼站。廣州以西，以及海南島與大陸都有穩(wěn)定的航路。明州以南航路受政治影響甚小，往來繁榮，站點頻繁。
遠洋航路通過設立市舶司的幾個重要港口與近海航路相連，使遠洋貿易通過嚴密的近海航路與近海市場和國內市場聯(lián)系起來。近海航路通過長江、錢塘江、浙東運河、珠江可與國內河運系統(tǒng)相聯(lián)系。與內地河運系統(tǒng)不能直接相連的溫州、福州、泉州、潮州等港口也通過河流與本路或本州內地相連，成為本路和本州物資出海的通道。近海航路是近海市場與內地市場、海外市場連接的中介。宋代沿海地區(qū)間的經(jīng)濟互補，浙、閩、粵沿海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以及繁榮的海外貿易都與近海航路的發(fā)展密切相關。
海上航路的發(fā)展
1、近海地區(qū)的航路
宋朝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和南陽地區(qū)的交往是比較頻繁的，并且海上貿易也逐漸的繁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力推了海上航路的發(fā)展，也正因如此，宋代在海上貿易的過程中逐漸地開始了遠洋航路。相比起遠洋航路而言，占據(jù)比例最廣的就是近海航路。
所謂的近海航路可以分為好幾段，就比如說明州到泉州以及福州和泉州到廣州，甚至是海南和大陸。像這些距離并不是特別的遙遠，但是在這些地區(qū)貿易不斷增加的過程中，江南地區(qū)的發(fā)展也特別的迅猛。得益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錢塘江和長江就聯(lián)系在了一起，而明州這個地區(qū)就堪稱樞紐。
2、遠洋航路的發(fā)展
宋朝時期雖然海上貿易是特別迅猛的，但是市舶司也有相應的規(guī)定，只有獲得了貿易公平的職權才能夠展開相應的貿易，這也就意味著遠洋貿易在出發(fā)之前是需要得到相關部門允許的，從北宋中期確立之后，這樣的橋梁就一直被沿用著，一直到南宋時期，仍舊在廣泛的推行。就比如說當時的船只從定海出發(fā)，經(jīng)過了舟山群島，才能夠直通高句麗。
向南海各個國家出發(fā)的遠洋航路也是比較多的，但是起點僅僅只有兩個，分別是廣州以及泉州。從廣州出發(fā)去南海，駐國的航路也是比較多的，不僅可以到達東南亞，甚至還能夠達到海南島的東部。在這些航路的不斷開辟過程中，宋朝積累財富的速度也是特別快的，并且宋朝的國威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傳播了出去，讓周圍很多小國也開始對宋朝俯首稱臣。
航海時代的影響
1、航海貿易的物品
在航海貿易開展的過程中，最為主要的物品就是絲綢，緊接著還有很多的瓷器和噴漆的漆器，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書籍的出口。根據(jù)相應的記載，在13世紀歐亞地區(qū)的貿易系統(tǒng)是特別強大的在這，其中最為主要的一個動力就是，在貿易的貨物里面，來自于中國的香料是最為主要的一個消費品，緊接著就是陶瓷一類的器物，稱得上是大宗物品。
也正因如此伴隨著航海貿易的發(fā)展，宋朝的銅錢一瞬間都流向了外國，到最后國內都沒有銅錢的流通了，也就在這個時候，紙幣也就開始萌芽了。不難看出的就是在世界的貿易大范圍中，宋代所發(fā)揮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這也就意味著宋代當時在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合作的國家和地區(qū)還是比較多的。
《諸蕃王》里面就有相應的記載，僅僅是泉州這個地區(qū)銷往海外的絲綢就涉及到了20多個地區(qū)。可想而知當時的宋朝在出口貨物的過程中，種類還是比較繁多的，并且額度也比較大，所以商稅就支持著國家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是財政收入的主要動力。
雖然在宋代發(fā)展的過程中，財政危機是比較明顯的，然而宋朝的壽命得以延續(xù)，就是海外貿易的發(fā)展獲得了相應的資金，支撐著宋朝的運行。
2、提升財政收入
國家在運行的過程中，如果財政收入的缺口越來越大，到最后完全不能夠彌補的時候，那么這個國家的發(fā)展也就走到了盡頭。
因為少數(shù)民族部落時不時的侵擾，并且不斷的壓榨，所以兩宋時期對于這一方勢力還是比較頭疼的，不得不向他們出資，又或者是割讓領土。就拿資金的收入這一方面來看，大多數(shù)都是來自于出口和貿易。
就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后，不僅僅推動了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也帶動了其他行業(yè)的發(fā)展，更在一定程度上讓國家的財政收入得以提升。所以在眾多的收入里面，除了來自于田地的賦稅之外，商稅就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中流砥柱。
【宋代近海航路考述】相關文章：
宋代蘇軾的詩詞12-19
宋代社會結構08-17
宋代的新聞管制08-07
宋代的語言和文字08-07
論宋代的膽銅生產(chǎn)08-06
宋代浙東實學經(jīng)濟思想研究08-06
美國鐵路考察報告08-17
宋代皇權與相權關系研究綜述08-17
馬航事件有感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