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層形成面臨的困難

（易憲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中心)于2002-12-17 12:42:36發(fā)布）

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并不在于民眾的知識教育水平、個人能力及擁有財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作者認為，如果政府與民爭利，隨時都想控制民眾生活權利的空間，想掠奪民眾個人財富或其財富掠奪得不到保護，那么中產階層社會要形成是不可能了。


　　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建立全面的小康社會；該藍圖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是未來中國發(fā)展的宏偉藍圖。這個藍圖的提出讓理論界耳目一新，人們將面對著許多新的課題。也就是說，未來中國社會如何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則是建立全面的小康社會之重心。由此，最近媒體與學界對中產階層關注與討論也就多了。

　　但是從最近不少的討論來看，人們更多的關注是未來中產階層社會的意義、結構及對未來社會之影響，關注的是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與消費趨向，關注的是中產階層財富的占有數量及占有方式，關注的是幾年后中產階層可能出現的規(guī)模等。一句話，人們關注的是中國未來中產階層的結果，而不是其形成過程。如果我們要問中國中產階層如何才能形成？當中有哪些多少約束條件與困難？目前有多少約束條件沒有滿足？又有哪些困難與問題？這些困難與問題通過怎么樣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政府與個人應該做些什么？等等，這可能把問題討論引入一個新的角度了。因為，如果不能從事情的發(fā)展過程中去找事物真相，尋找其發(fā)展內在根據，也就無法找到達成其目標的途徑與方法，也就無法把美好的理想轉化為生活的現實。


步入中產階層社會過程漫長


　　一般來說，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來看，中產階層是指社會中所處于中間部分的一個階層。而這個階層有人把它看作是擁有穩(wěn)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費的人群。當然也有人把中產階層看作是一種工作方式與生活方式。按照這種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而描述其消費傾向。按照這樣的標準，在目前不少發(fā)達的國家中，這群人占整個社會總人口的80%。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中堅力量，也決定著這個社會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對于中國，與中產階層社會的出現應該是相去很遠，盡管有中國政府機構就指出，在2005年，中產階層就達2億人，中國也會開始步入中產階層之社會，但這實際上與13億人口來比還是太少。

　　而且這種觀點是過分樂觀了，因為中國步入中產階層社會并非一蹴而就的，而且是有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即使是全面的小康社會得以實現之日，但中產階層社會也不一定會到來。因為，盡管近20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到飛躍的發(fā)展，民眾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人真的富裕起來之外，中國有多少民眾達到了上述所認可的中產階層的標準呢？別看現在房地產市場與汽車市場是如何風風火火，但是真正能夠有能力買房買車的人都是鳳毛麟角。而更為重要的是8億多農民還根本沒有進入城市最低的生活水平線上。也就是說，目前達到中產階層水平的人所占的比例還是很少。

　　還有，別看800萬多元一輛的轎車有人購之、幾千萬一幢的豪宅門庭若市、揮金如土的“天上人間”類娛樂場所車水馬龍，連看慣了大世面的外國人都會為之遜色。但是，這些事情對于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特別是對那些生活在貧窮的農村地區(qū)的農民來說，連夢都做不到的東西。看看每天我們邊上所發(fā)生的事情，就知道中國民眾與中產階層的生活有多少遠！早幾天偶爾乘了一次公共汽車，一進車內只見人擠人、人迭人。我就問乘務員，是不是每天都是如此。她告訴我，任何時候都是這樣。為什么？不就是民眾為了省一元（有一種公共汽車兩元車內則很空）而寧可這樣做嗎？如果民眾的收入高一點，有誰會愿意這樣做呢？更何況想通過一元一元地省出來買車買房不知要多少年？再來看生活在中國大多數中小城鎮(zhèn)及邊遠地方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其收入水平肯定會比北京的民眾要低，那么這些人要步入中產階層是遙不可及了。


分享的社會經濟成果還是太少


　　現在要問的是，為什么改革開放了20多少年了，盡管民眾的生活有所提高（那僅是在極低的水平上上升），但中國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仍然處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這些人所分享到的社會經濟成果還是太少。如果中國社會還是以這樣的速度發(fā)展，那么再過20年后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會提高多少呢？更不要與發(fā)達國家的生活水平相比了。而大多數人不能富裕起來，那么中產階層社會如何來形成？也就是說，在目前中國這樣的條件下，中產階層社會形成還存在許多困難與障礙，但是這些的困難與障礙又在哪里？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可以化解這些困難與障礙呢？我們先舉兩個正反兩面的例子，然后做點分析，或許從中能夠獲得一些啟示。

　　據報道，在淮河蓄洪區(qū)安徽霍邱縣有一個集鎮(zhèn)叫馮井鎮(zhèn)，它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中部地區(qū)農村。但是正是這個小小村鎮(zhèn)的1100多名農民卻牢牢地占據著北京中關村CPU芯片市場60%以上的市場份額。這些農民中多以有百萬資產，也有上千萬資產而成了真正的有產者。但誰會想到這個鎮(zhèn)的農民從農村走出并成為真正的有產者也只不過十幾年的時間呢。1989年馮井鎮(zhèn)的一個只有初中文化19歲的年青農民闖蕩到了北京的中關村，開始時他以賣苦力方式謀求生計。為了生計，他開始什么活都得干，如搬運、打雜、業(yè)務員等。也正是在這里激勵競爭的磨練中，他開始長知識、長識見、長能力、積累資本。一旦有一點點機會，他就辦了一個小的公司經營CPU芯片生意。當他的經營站穩(wěn)了之后，越來越多的馮井鎮(zhèn)的農民也走進了中關村，打拼著中關村的CPU芯片市場。這些人一走進中關村，幾年前還是識不多少漢字的農民，幾年后則成了在數分鐘內能用復雜零件組裝一臺高性能電腦的高手�？梢哉f，這些文化水平低、知識少、資金缺乏的農民，經營高科技產品肯定不是他們的優(yōu)勢，但是他們走入一個好的環(huán)境、一個激勵競爭的市場中，這就讓他們的積極性與潛能得到了充分地發(fā)揮。一旦個人的潛能能夠充分地調動起來時，何事不可為呢？


企業(yè)與政府產生沖突


　　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據《南方周末》報道，在20世紀80年代初，河北省有一個盧龍縣，該縣城關公社四街第四生產隊有62戶農民，由于實行農村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當時把集體的財產被分成2.4萬元現金和價值2.5萬元的機器設備，而姚青山等32戶農民分得這些機器設備。得到現金的30戶農民分錢后各自散去，而分得機器設備的農民在姚青山的帶領下辦起了永平紙箱廠。10年后，這個當初的小紙箱發(fā)展到了總資產達2000多萬元的企業(yè)集團，成了盧龍縣最大規(guī)模的企業(yè)。面對著企業(yè)的發(fā)展，盧龍縣政府開始向該企業(yè)伸手，試圖將該企業(yè)納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由此企業(yè)與政府產生了嚴重的沖突。1992年6月，盧龍縣政府突然派出縣審計局進入該企業(yè)集團進行審計，并宣布停止該企業(yè)的一切經濟活動。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遭到以姚青山為首的32戶農民強烈抵制。32戶農民極力主張，該企業(yè)是由他們合伙出資建成，政府沒有出一分錢，未經全體股東同意，任何人都無權決定處置企業(yè)的財產。這下可惱怒了政府，一方面縣檢察院以莫須有的罪名批準逮捕姚青山，另一方面縣法院作出該企業(yè)“破產”

的裁定，縣政府隨即組成多個部門參加“破產清算小組”，將該企業(yè)的產成品、部分機器設備等于廉價變賣。不下幾個月，這個曾經是當地經濟支柱的企業(yè)，很快就灰飛煙滅。姚青山打入牢房，其他農民的生活又回到其困苦的過去。

　　這兩個案例說明了什么呢？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并不在于民眾的知識教育水平、個人能力及擁有財富的多少，而在于一種制度安排是擴張民眾的生活權利的空間，還是控制民眾生活權利的空間，甚至于剝奪民眾個人生活權利的空間。如果是前者，個人的原初的稟賦僅是個人發(fā)展的一個方面，并不是個人發(fā)展的全部，重要的是這種機制能夠激勵民眾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潛能發(fā)揮出來，激勵民眾努力而為。我多次強制個人生活權利的張揚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最大動力，道理就在這里。如果是后者，當個人的生活權利空間被剝奪、個人的財富被掠奪的時候，那么這個社會的經濟發(fā)展一定會停滯不前，甚至于停止。連社會經濟發(fā)展都停止了，中產階層如何可形成呢？

　　可見，如果政府與民爭利，如果政府隨時都想控制民眾生活權利的空間，如果政府要想掠奪民眾個人財富或其財富掠奪得不到保護，那么中產階層社會要形成是不可能了！這就是中國中產階層社會形成的最大障礙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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