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zhì)疑：“中國最早的貨幣是海貝”說

三星堆遺址兩個坑中出土數(shù)量最多的東西就是海貝，據(jù)考古統(tǒng)計，一號坑出土有260多枚；二號坑出土則多達4600多枚。目前學術(shù)界一致看法是：海貝是作為貨幣流通所用的。由于四川處于內(nèi)陸，內(nèi)陸湖泊和我國近海都不出產(chǎn)貝類，而這些類型各異的貝類均產(chǎn)自熱帶或亞熱帶淺海區(qū)域。于是有人推測四川與東南沿海、尤其與古印度文明的文化交流關(guān)系，試圖證明三星堆文明是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所致。當然，不同觀點的學術(shù)爭鳴，有利于對問題作更深入的探索，最終達到較為統(tǒng)一的認識。但前提條件應(yīng)當是正確的。就三星堆的海貝而言，上述觀點均源自“海貝是作為貨幣流通”而來的前提條件。人們亦未深入地探討海貝本身蘊涵的文化內(nèi)涵，以及海貝本身透露出的信息價值與歷史寓意。亦就是說，“海貝是中國最早的貨幣”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原本就值得商榷。

較為系統(tǒng)地論述“中國最早貨幣是海貝”這一觀點者為肖清先生所著《中國古代貨幣史》一書,作者在《緒論》中說：貨幣在我國很早就產(chǎn)生了，并發(fā)展為光輝燦爛受外來影響較少、長時期保持著東方獨立體系特色的貨幣文化。中國最早的貨幣是海貝，這在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qū)并不乏見。海貝在我國發(fā)展成為貨幣可以上溯到夏商時期，即我國進入階級社會，國家產(chǎn)生的時候。充做貨幣的天然海貝，產(chǎn)于南方暖海中，對于處在黃河流域夏、商國家中心地區(qū)而言，它是一種來自外來交換品。在它作為流通中主要貨幣最盛行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時期，還出現(xiàn)了無文銅仿貝，成為我國金屬鑄幣的濫觴。

此外作者還在該書《第一章：中國貨幣的起源》中說：從地下發(fā)掘出的實物來看我國貨幣起源可以明顯發(fā)現(xiàn)，我國最早的貨幣海貝，是產(chǎn)于南方海中，對于北方的夏、商、周族來說，它是一種外來物品。在商品交換發(fā)展的早期，貝殼與金屬比較起來，不用分割，本身即可成為天然的計算單位，是充作貨幣的良好材料，因而，貝是可能成為，最早的或最重要的實物貨幣的。

作者圍繞這一觀點所引用最有力的文獻證據(jù)，則僅限于《鹽鐵論》所云：“弊(幣)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錢刀布�！辈⒁源讼陆Y(jié)論說：“恒寬在《鹽鐵論》中，認為'幣與世易'，并且指出我國最早的貨幣是'貝'，而最初發(fā)生貨幣的時代則為夏代。”緊接著又引出土文物發(fā)掘中有大量貝的發(fā)現(xiàn)，以及殷墟甲骨文、傳世的殷彝銘文中有關(guān)貝的記載，進一步論斷“從地下發(fā)掘出土的實物來看我國貨幣的起源，可以明顯的發(fā)現(xiàn)，我國最早的貨幣是貝。”在這里姑且不論《鹽鐵論》的記載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對甲骨文金文所記貝的理解是否準確，僅就作者論點來分析，其本身就存在著兩大致命的缺陷。

其一，倘若謂海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而“它是一種來自遠方的外來交換品”，則我國能“長期保持著東方獨立體系特色的貨幣文化”，從開始起，其“母體”就是“舶來品”，何來“東方獨立體系”可言呢？事實上，我國最早的貨幣并非是貝，而是金；其起源時間亦不是夏商時代，而是在“三皇五帝”時期。

據(jù)《尚書·堯典》曰：“協(xié)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樸作教刑，金作贖刑�！笨梢娞朴輹r代我國已具有較為成熟的天文歷法、音律、度量衡及禮儀制度。而金已用作贖刑，則明顯具有為社會所采用的計量標準。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奔囱越鸱譃辄S金、白銀、赤銅三品。又《尚書·五子之歌》曰：“關(guān)石和鈞，王府則有�！睋�(jù)《說文》曰：“鈞，三十斤也�！彼拟x為石，即一百二十斤。則知夏朝時已有標準的計量單位，其“金”的計量亦應(yīng)有相應(yīng)的標準來匹配。據(jù)《尚書·呂刑》明確地記載：“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鼻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罪倍差,　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此乃著名的“五刑罰金”標準。鍰即計金之單位，一鍰為古制之六兩。《管子·小匡》曰：“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庇帧豆茏印こ笋R》曰：“黃金者用之兩夜，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jié)矣...黃金一鎰，百乘一宿至盡業(yè)。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jīng)瀑布，百兩當一鎰。”鎰，古制為二十四兩（一說十二兩）。按《淮南子·齊俗》曰：“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薄秴涡獭冯m為西周穆王時代之制，然夏商周三代均承襲"三皇五帝"之法，亦可視為"金作贖刑"之標準根據(jù)。故《管子·國蓄》云：“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則正反映出“金”作為社會生活通用之貨幣應(yīng)始于唐虞時代。而金的最先被使用，據(jù)《管子·揆度》云：“葛廬之山發(fā)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眲t知應(yīng)始于炎帝時代的蚩尤其人也。

由此看來"金"的被發(fā)現(xiàn)和利用，至形成獨立體系的貨幣文化，從一開始起"母體"就是具有華夏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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