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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者訴權的缺憾
周芬棉相對于公民的實體權利而言，訴權是公民的一項程序性權利，是公民實現(xiàn)其實體權利的基本手段。同時，訴權也是《世界人權宣言》明確規(guī)定的內容�！缎浴返诎藯l規(guī)定，任何人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有權由合格的國家法庭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因此，為公民行使訴權提供充分的立法與司法保障，是一個國家中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國家機關的重要職責，是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
確保公民訴權的實現(xiàn)，與一個國家的實體法律是否完備有著十分直接的關系。因為，如果實體法律在權利保障以及這種保障的具體化和可操作性上存在嚴重欠缺的話，即使法律賦予了公民的訴權，但也會因實體法律的語焉不詳而令當事人和法官都感到無所適從。因此，沒有完備的實體法律做后盾的訴權，就如同裝配著一支蠟槍頭的長矛，只不過擺設而已。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的維權訴訟卻一波三折，步履維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現(xiàn)行法律對于投資于證券市場的投資者（在公司法上表現(xiàn)為股東）權利受到侵犯時救濟方法規(guī)定得相當不完備。如公司法對于股東訴訟的規(guī)定只有一條，即第111條：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股東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該違法行為和侵權行為的訴訟。至于原被告如何確定、損失如何計算等等問題皆未規(guī)定。這種粗略的規(guī)定使公司法的操作性大打折扣。我們的證券法同樣也不盡如人意。五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執(zhí)法檢查組分成四個小組，分赴上海、深圳、湖南、四川，對證券法實施情況進行了檢查，結果發(fā)現(xiàn)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的現(xiàn)象相當普遍，證券市場上的違規(guī)行為頻繁發(fā)生，但很少有被及時發(fā)現(xiàn)的；在已經查處的違規(guī)案件中，受到行政處分者有之，追究刑事責任者不乏其人，但追究民事責任者至今則寥寥。究其原因，證券違法事件中的受害人在行使自己的訴權時，遇到來自公司法、證券法等立法上以及司法實踐中的眾多困難與阻礙，使得追究證券違法者的民事責任成本過高，從而使有心通過訴訟維權者望而卻步。
法律規(guī)范之所以不同于道德規(guī)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強制力，而難以操作說到底就是只有實體權利的規(guī)定而缺少相關的程序性規(guī)定，其直接后果就是可訴性太差。法律的可訴性太差就使得法律的這種強制力無從發(fā)揮，這極易使法律淪為一種擺設、一種裝飾，使原本可以鮮活的法律變得僵硬，沒有生機。西方哲人早有論斷：“法律的生命不是在于邏輯，而是在于經驗�！倍┯性V訟才能激活法律的生命，才能為法律自身的完善和發(fā)展積累經驗。
因此，使法律變得更為細密、更具有操作性繼而具有可訴性是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功”，是公民訴權得到真正保障的基礎。然而，修改法律程序復雜，曠日持久，我們不可能等到法律完善之時再審理案件。在法律尚待完善之時，司法機關本著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目標和法律的精神，在法治的原則之下發(fā)揮“司法能動”的功能，就成為保護公民訴權和實體權利的另一可行途徑。在美國的司法史上，聯(lián)邦最高法院經常在“司法節(jié)制”與“司法能動”中作出選擇，其標尺就是社會現(xiàn)實對正義與公平的理解與需求。我國的司法機關雖不同于英美法系國家法院可以“法官造法”，但它同樣可以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訴訟法律，從充分保護公民實現(xiàn)實體權利的現(xiàn)代法治理念出發(fā)，積極發(fā)揮審判權的功能。至于司法實踐中，有的司法機關因一些法律以外的考慮而置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于不顧，將證券訴訟案件拒之門外，則更不符合法治社會對司法權的基本要求。對于證券投資者而言，具體案件的原、被告問題、法律責任的性質、損失賠償?shù)挠嬎愕仍S多具體問題并不難解決。美國1933年頒布證券法，1934年頒布證券交易法，這些法律條文也都是比較簡約的，但美國的法院就是依據(jù)這些最基本的法律規(guī)范，對于證券欺詐案曾作出最高31億美元的賠償。其他國家也不乏這樣的范例。這對于我國法院及時審理投資者索賠案件具有借鑒意義。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如果每一個權益受損害之人都能夠積極維權，法院能夠認真受理、公正判決，則不僅公平和正義的法律理念會根植于人心，而且通過這些訴訟經驗的不斷積累，法律的相對完善也會為時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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